最近大家对气候问题谈论纷纷，其实，围绕这个主题发生的故事，并不见得只能以气候学之类的科学言辞视之，它也与人类的一些基本理念有关，比如道义、正义，以及围绕这些理念的文化差异。

最近十几年来，全球变暖的趋势，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逐渐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人们逐渐意识到，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舒适程度的提高，已经给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甚至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人类一直习惯于向大自然索取，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如今人类开始主动节制自己对自然界的索取。而且这种节制自身贪欲的意识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还是第一次。

这种主动节制贪欲的行为对于盎格鲁萨克森文化来说可能比较少见，但对于其他文化来说，其实并不新鲜。

远的不说，30多年前就被中国定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执行过程中固然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背后蕴含的基本理性：以中国的资源状况不足以支撑太多的人口，所以中国需要主动限制人口增长，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我不太肯定当时的领导人是否前瞻到全球变暖的趋势，但从结果上看，中国是从30多年前就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碳减排计划的实施。主动少生三亿人，对于减少全球碳排放的贡献有多大？大概相当于把中国的碳排放量减少了1/4吧。

如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是否设定减排目标上僵持不下，其背后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人缺乏节制自己的贪欲的意识——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意识本来就很强，而且已经在身体力行——而是在于西方社会所主导的这次全球减排运动的推行方式造成了这种僵持和对抗的局面。西方人惯常的方式，是一种以实力来控制对手的方式，就是说你要是怎样，我就奖励你；你要是不怎样，我就要惩罚你。再不行就把事情干脆搅黄。其背后的逻辑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不考虑别人的处境；12年前美国人拒绝《京都议定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在这里，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中国人看重的是道义的共担，而不是利益的博弈。如果整体的气氛是在讲道义的共担，那么中国在道义上的姿态一定不会比别国差；如果整体的气氛是在讲利益的博弈，那么中国人自然是锱铢必较。你可以参照十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在升值还是贬值上采取的决策，就知道中国人在那种情况下所看重的东西了。这让西方人看起来似乎有些迂腐和难以理解，不过这就是中国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在考虑与中国做交易的时候，对此不可不察。话说回来，让西方人学会讲道义，恐怕比较困难。这种西方主导的游戏，我想还是会按照老规则重复地玩下去。

另外一个中西较劲的地方，是关于历史累积排放和未来排放预期的问题。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历史累积排放的公平性，而西方国家则强调发展中国家预期中的排放量的高增长。西方国家在累积排放量上的主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减排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考虑到“不知者不罪”的原则，鉴于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并未普遍意识到排放量会带来的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方要坚持算总账的做法，我觉得也并不十分合理。我主张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设置上限，但是其标准的设定方式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这种方式既要考虑到减排，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在低经济水平阶段的各种局限。我们应该意识到，设定上限只是个外部控制的手段，是一种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并不见得一定会在其内部产生我们所期望发生的变化。真正要让发展中国家以一种低排放的方式来发展自身经济，还要有更具体的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比方说，各国按照累计排放比例出资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事业，比如清洁能源。

那么类似的资助是否应该是无偿的呢？这又是一个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发展中国家一方基于“补偿”的思路，当然认为是应该无偿的，而西方则不以为然。前几天看到网上一个调查，结果是美国大约2/3的人反对在此补偿发展中国家。西方人担心的，还是个利益问题，比如环保产业的知识产权。

这里我有一个比方，大家看是否有趣：两个人被困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只小船上，只有两个人协力划船，才有可能到达陆地，一个人必定是死。其中甲有一袋水，而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