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现代政党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载体，发挥着提名政治候选人、选举动员和社会集团利益代表等重要功能。现代政党理论主要源于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19世纪以来的政党发展史的抽象与提炼。一般而言，根据其社会基础的不同，既有政党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精英政党”（Elite Party），也称“密室政党”（Cadre Party）；大众政党（Mass Party，Class-mass Party）；选举政党（Electoralist Party），或称“全民党”（Catch-all Party）；等等^[1]。

早期的密室政党是在没有实行普选制的情况下、少数政治精英以立法院为基础进行政治运作的组织，党只有最小限度的中央组织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选举权的扩大，政治动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党成为代表民意的重要组织，精英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变。大众政党有较强的政治动员功能，有广泛的、缴纳党费的党员基础，组织化程度高。这些认可党的意识形态的党员在选举时是重要的选票来源，即便在选举间隙也积极地参加党的活动。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出橄榄型，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一个政党或政客要想在竞选中获胜，在政策上居中是最佳选择^[2]。为迎合作为选民主体的中间阶层（Median Voter），政党间在意识形态上左与右的差异越来越模糊，在主要的政策上也相互吸收和借鉴，越来越多的政党以“全民政党”的形象出现。为此，政党把目标主要锁定在赢得选举上，而不是代表特定的阶层或传播某一主义。与此同时，政党对特定的党员群体的依赖性下降，政党与党员的关系趋于松散，政党的组织化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后期以来，媒体在政党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政党领袖在选举过程中直接通过媒体（20世纪后期的电视，近年来的互联网等）与选民沟通和交流，呈现出“媒体党”（Media Party）的特征。这样一来，政党的组织形式、规模、政治影响力等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政党作为一种组织正在走下坡路，已经不再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3]等论断。

韩国的政党并不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移植和学习西方政党体制的结果。正如其浓缩的现代化进程一样，韩国的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00年的政党发展之路。这一浓缩的发展进程纷繁复杂，韩国政党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学习西欧政党的官僚组织、政党文化等，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等新的发展环境。在李承晚时期和军人威权时期，政党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1987年民主转型以来，政党逐步成为韩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党的政策主张的差异逐步凸显，社会基础的轮廓也更加清晰。但与此同时，上述西方政党所面临的去意识形态化、党员政治忠诚度降低、民众对政治日趋淡漠、媒体政党化等现象在韩国也同样存在。尽管不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韩国政党朝着“全民党/选举党”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二 现代政党体制的引入

从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并号召组织政党开始，政党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韩国扎根。但长期以来，政党沦为党首或核心人物的附庸，没有成型的组织体系，也谈不到政党间政策和主张上的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执政党是党首动员和控制政治选举的工具，在野党则是众多反对政府或当权者的力量的大联合。

1945年9月，美国占领军司令官霍奇（John R.Hodge）中将发表施政方针，声称只与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对话。美军政长官阿诺德（Archibald V.Arnold）少将也号召小的政治团体根据政治目标联合成大的政党，以实现必要的、基本的政治成熟。这一声明使韩国的政治格局大为改观，原来派别林立的各路力量纷纷行动起来，投身到美国所宣扬的政党政治的洪流之中。到1945年10月，已经有54个“政党”在美军政府登记，一年以后竟有超过300个的政治团体出现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发展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4]。在美国驻韩政治顾问致国务卿的信中指出：“在这里有无数的政党和政治团体，而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从日本投降以后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的。长期的镇压与地下工作的艰难阻碍了鲜明的政治团体的产生。在9月12日，霍奇宣布要与各政治团体的代表人（每个团体限两人）谈话，结果有1200多人参加。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同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