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在印尼战后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苏加诺时期还是苏哈托时期，中央政权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军人集团掌控和操纵，军人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力求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苏哈托统治的30年时间内，以军队为基础组建专业集团党，从而确立了印尼武装部队不仅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双重职责”，军方通过将大批军官安插到中央和地方一系列行政管理机关中，保持对各级政府机构的严格控制并通过自身的特殊地位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发挥影响。

1998年5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执政长达30年之久的印尼苏哈托政权猝然崩溃，由此开启了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转型时期。作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中“最大的民主国家”^[1]，印尼的政治转型不仅涉及政治体制的转换和政党制度的变更，印尼军政关系在转型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军人开始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权力从军人向文官的过渡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军队的职业化改革。

军队通常是国家内“唯一合法拥有垄断性政治暴力的团体”和“强而有力的政治行动者”^[2]，军队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对于印尼这样有着长期军人干政传统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都共同面对着同一课题，即如何“约束军方政治权力，并使得武装部队纳入忠于为国家提供外部安全职守的职业组织”^[3]，并“把军方的权力和特权削弱到与宪政民主的运转所相容的水平上”^[4]。一种良性的、稳定而和谐的军政关系不仅是这些国家迈向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其民主制度是否得到巩固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 从议会民主到“新秩序”——军人政治的逐步确立

印尼武装部队（ABRI）也称印尼国民军（TNI），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战争中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军人政治在印尼也并不是从独立伊始就有的政治现象，从它的出现到最终确立也经历了前后20年的发展历程。

独立初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政治时期，印尼军队就已开始不断干预政治。1952年10月17日，在当时的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的策划和煽动下，军队出兵包围总统府，要求总统苏加诺解散国会。虽然兵变最后没有取得成功，纳苏蒂安也因此被苏加诺总统免职，但此次兵变成为“统一的印尼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军人干政的尝试”^[5]。1955年2月，印尼军队对新任陆军参谋长的人选表示不满并成功迫使政府任命已经辞职的纳苏蒂安重新出任陆军参谋长一职。在这次事件中，军队“第一次成功地扮演了政治角色”^[6]。

在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时期，印尼军队开始向政治权力中心渗透，逐步控制了国家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其政治和经济地位日益提升。1958年，纳苏蒂安提出了“中间道路”理论作为军队进一步干预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要求印尼军队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事务，但又不直接取代政府。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军队开始逐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1968年3月，苏哈托被正式授予总统衔。至此，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右派军人最终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开始了印尼历史上所谓的“新秩序时期”。

二 苏哈托“三位一体”统治体制下的军人专制

（一）“双重职能”理论与军人政权的合法化

苏哈托掌权后，立即开始着手建立军人政权。为此，在“中间道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军队的“双重职能”（dwifungsi）理论并以此作为建立军人统治并依靠武装力量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1966年8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研讨会上通过了军队的“战斗信条”，指出印尼武装部队“从来不是政权的被动工具，也不是单纯的治安维护者。对国家的总路线，对政府的好坏，对国家的安危，对建国五基（又称‘潘查希拉’，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也是印尼的立国基础）和社会的维护不能保持中立，它不仅对军事战术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负有责任”^[7]。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印尼军队不仅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社会政治力量的双重职责。从此，印尼武装力量“不仅要作为国家的保卫者，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8]。

1982年，印尼国会通过法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