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人种、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多样，导致了地区内长期发展的不平衡。数百年来，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割据统治，强化和加剧了地区差异性，并进一步导致了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性。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地区像东南亚这样能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却展开了长期有效的地区合作。特别是东盟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中亚洲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该地区最为成功的地区主义实践^[2]。

东南亚地区主义，即在地缘上相近的东南亚国家，基于共同的利益，通过某种地区机制或是制度化安排而展开合作的思想及其实践的总称。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特别是东盟的建立和已近半个世纪的存续发展，在亚洲这个历史上缺乏制度化合作传统的地区，为地区主义实践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性基础。自1967年以来，东盟充当了亚洲地区主义发展的晴雨表，同时，在亚洲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3]。由于东南亚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更具有多样性且更充满变数的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地区主义的发展也不无参考和借鉴价值^[4]。

东南亚地区主义政治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中，国际体系因素、地区因素和国家因素是导致东南亚地区主义政治基础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变量。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国际体系、地区和国家三个层次对东南亚地区主义政治基础的形成、历史演进及其核心价值进行分析。

一 国际体系层次分析

在国际体系层次上，东南亚地区主义政治基础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和东南亚国家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安全的努力密切相关。

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一——现实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的单元（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懈地去寻求权力和安全。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面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实力的羸弱，小国先天就是不安全的，其可资动用的外交资源和国家力量也是有限的。依靠自身的能力不能获取安全，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他国的帮助^[5]。因此，在大国权力争夺中选择结盟或地区主义合作成为小国在国际体系的生存之道。在小国林立的东南亚地区，国际体系中大国力量的消长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互动及东南亚小国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安全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影响东南亚地区主义政治基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变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东南亚地区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前沿并一度成为热战的战场。在该地区，逐渐形成两股主要的地区主义潮流。①由外力驱动形成的地区主义，主要是美苏所策动的与两极对抗态势相应的地区内集团对抗；②自发形成的地区主义潮流，即以反帝、反殖为目的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自发的地区主义潮流。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国的干预和影响，体现了地区内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这两股潮流之间的斗争和交汇，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菲律宾、新加坡等多个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建立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始了地区合作的尝试。1961年，在东南亚地区先后出现了“东南亚联盟”和“马菲印多”两个地区组织，前者成员为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后者成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但前者因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因沙巴问题引发外交关系的紧张而解体，后者则因印尼对邻国采取对抗政策以及马来西亚的撤出而告终。这两次地区合作的尝试虽然都失败了，但其在管理机制和磋商机制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却为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毕竟，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小国和弱国，要想在美苏大国争雄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东南亚国家只有通过结盟或集团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持自身的安全，才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实力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某种程度上，1967年东盟的成立也是冷战的产物，它是在美国放弃南越时诞生的，它希望填补假定的力量真空，通过集体的声音使每一个成员国获得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