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国内学术界的亚太研究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以及社会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对2005年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从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见解独到、分析深刻的文章亦可见诸一斑，现综述如下：

一 区域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关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研究也在以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多的成果。

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问题，张蕴岭认为：东亚合作进程表现为一种“多层次”、“多取向”、“多方式”的结构，各种发展往往都被纳入到一个进程来看待，它们有合有分。东亚合作是在现有国家和地区关系架构基础上发展的，它不是替代现有的结构，而是在现有架构的基础上，寻求共处的合作机制。东亚的最大特点是差别，“求大合而不必求全同”是东亚合作进程的一个基本原则^[1]。

也有学者从东亚地区近年贸易结构变化的角度，通过对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2]，2003年东亚区域内贸易达到94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约为12.9%，虽然这一比重低于欧盟（EU）15国的区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率24.6%，但却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同类比率8.9%；而且与近年来欧洲、北美的区内贸易比率呈下降趋势相反，东亚的区内贸易比率呈上升趋势。而中国作为该体系演进的推动者与受益者，在迅速推进其本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以及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巨大市场。此外，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不仅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加工组装基地，而且也为本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精细分工提供了舞台，成为东亚地区机电产业的迂回生产和价值链优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如何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问题，本文认为：首先，中国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增大对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逐步改变过度依赖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初级要素来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通过提高要素的质量来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建议中国应当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与此问题相似的研究，即从贸易动向考察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研究，有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经济崛起尤其是贸易强劲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东亚地区现有贸易格局，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区域新“三角贸易”模式；第二，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将成为东亚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者；第三，东亚各经济体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来调整各自区域产业分工的布局赋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以更高的责任。同时要求我们今后更深入研究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间的产业关联度及其变化和东亚各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经济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3]。

而周小兵发表在《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的《东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解决》一文可谓是一篇深刻分析东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如何解决的好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认为，东亚倾斜的产业结构是产生结构性矛盾的主导因素。

首先，东亚经济的产业选择范围狭窄。工业的发展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工业中能够作为主导力量的产业部门的选择必须与本地的基本资源相匹配。事实上，东亚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均资源匮乏，即便像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也依然会被众多的人口所拖累，成为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而劳动力极为丰富的国家。在这样的资源结构下，东亚的工业发展和产业部门的选择就只有遵循充分开发其人力资源以补自然资源不足的原则。也就是说，资源制约了东亚产业选择的范围。而制造业的相对下降又进一步缩小了产业的选择范围，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后，基本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工业化；与北美和西欧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类似，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先后处于制造业相对明显下降的过程中；人均GDP持续上升，当上升到一定区间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人力成本的相对上升是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受相对下降影响而减少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这一过程在东亚地区的集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