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已经成为当下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农村现在面临治理危机。不论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或者不论怎样界定“危机”概念，我们都必须直面冲突问题的严峻性。

大致而言，农村冲突受到社会各方关注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标志应该是1993年的四川仁寿事件。十多年来，政府部门始终高度关注冲突问题的调研处理。学者的专门研究主要始于90年代后期，其间有关于农民信访和上访问题的专门调查，有关于严重群体性事件的集中探访，也有关于各类群体冲突事件的综合分析等。这两年，在农村研究领域，冲突问题愈加受到重视。

当前的中国乡村冲突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而主要不是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的资源利益纷争；其次，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已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再次，体制内抗争（如上访请愿）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是，体制外行动（如暴力抵抗）也明显增加。透过形形色色的冲突现象，深入探究冲突的形成原因，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总结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于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不适应，起源于基层组织对于乡村社会的强制性在增长。当然，这种不适应的根本原因不在基层组织自身，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制度和历史背景中寻找。可以说，当前的农村治理面临着深刻的历史性挑战。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种挑战既有总体性的原因，也有总体性的影响。这种挑战的发生条件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应对这个挑战的根本选择是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加快基层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速度。从乡村层面看，乡镇政府的创新改造是首选的关键环节。

一 改革以来农村组织体系运行方式的演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基层组织的运行方式。90年代中期以来，基层组织的运行方式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1.经济活动方式的新定位

改革以来，基层组织始终重视经济发展，但是，他们推进经济发展的行动方式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大致而言，90年代中期以前，基层组织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是自己直接上项目、办企业，不论是乡镇政府，还是村级组织，都努力成为工业项目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乡村领导人也往往直接成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之类负责人。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显著改变，乡村两级组织依然非常重视加快发展，多上项目，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到改进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方面，不再热衷于如何去直接兴办和管理一个新项目。这样的转变，显然更加接近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和政府经济活动的合理定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的角色，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将工作重心转向提供公共物品，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来吸引投资，拉动增长，是政府的基本定位。政府领导人作为公共权力的直接使用者，不应该热衷于自己管理企业当老板。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出现，严格地说，不是源于基层干部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的自觉认识，而是来自过去若干年来直接上项目管企业的深刻教训。那些年普遍发生的事实是，纷纷上项目，不久便纷纷倒闭，或者被迫“改制”。现在的乡村债务，乡镇积欠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村级积欠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缘由有几个主要形成渠道，但当年办企业的亏空往往是欠下的“第一桶金”。基层政府不再直接办企业，不仅可以有更多精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且可以避免与农户、企业的许多直接冲突。可以说，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本身就在塑造一种新型政府。

2.民主机制的选择性运用

现在，许多乡镇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农村搞直接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原因是“农民的素质还不够高”。但是，我们高兴地发现，在许多乡村干部那里，对于农民素质的质疑，并没有影响他们在管理乡村事务过程对于民主方式的灵活运用。一方面，他们经常说农民素质太低，搞民主还不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则常用一些民主的方式来化解难题，争取信任。实际上，他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相信农民有能力参与，相信民主机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