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典”导致的个人经济收入波动

“非典型性肺炎”（SARS）对于中国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普通传染病的范畴。在“非典”流行期间，正常的社会交往和消费活动受到抑制，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物资流通受到阻碍，同时疫情控制和卫生预防活动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非典”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无疑是相当巨大的。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非典”给中国内地经济带来的总损失额约为179亿美元，占中国GDP总额的1.3%。^[1]鉴于“非典”对宏观的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了如此明显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微观层面上，处于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和不同部门的社会公众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典”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收入上受到影响。这种微观层面上的经济影响会直接涉及公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因此特别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关注。

2003年5月15～20日，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北京城八区共随机抽取1300名18周岁以上的居民，就公众在“非典”期间表现出的科技意识和行为以及“非典”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电话访谈。共有1017名居民接受了访问，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8%。^[2]北京市是“非典”肆虐的重灾区，市民生活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对北京市民的分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以下我们将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对“非典”对北京市民经济收入的影响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与‘非典’发生前相比，您现在的收入是否有所变化”。从表1中所列出的回答情况可以看到，约有12.1%的市民表示自己的收入有显著的下降，另有14.0%的居民表示自己收入有一些下降。也就是说，在“非典”期间有超过1/4（26.1%）的北京市民的经济收入有不同程度降低。这一比例应该说还是相当高的，可见“非典”的确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北京市民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收入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表1 “非典”期间北京市民收入的变动情况

为分析方便起见，在以下分析中，我们把以上问题中“减少很多”和“减少一些”这两个类别合并为一类，即“收入有所减少”，同时将“没有变化”和“增加一些”两个类别也合并为一类，即“收入未受影响”。

二 职业、单位类型、收入水平与收入波动

2000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在遭遇风险时，人们在经济上受损失的可能性与风险的冲击特征、人们的社会保险机制以及自身家底厚薄等三个因素相关。^[3]这为我们分析“非典”期间北京市民收入波动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首先，就此次“非典”危机而言，由于“非典”的传染病特性，其冲击特征主要体现为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尤其是对交通、餐饮等服务业的冲击。因此，从事相应职业的公众在经济上受到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其次，在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各个“单位”来承担向社会成员提供主要经济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功能。尽管近年来传统单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在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单位及其拥有的资源仍是人们在遭遇风险时最为依赖的保障方式。由于不同的单位拥有的资源不同，不同单位的个人在“非典”期间所受的经济影响也有可能不同；最后，个人的收入是衡量个人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收入更高的人比收入更低的人往往更能经受风险的冲击。在“非典”中，虽然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可能受到冲击，但从长远看，较低收入人群恢复元气、重拾信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

以下，我们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逐一考察不同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市民在“非典”期间收入所受影响的情况。

1.不同职业类型人群的收入波动情况

我们首先分析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在经济收入上的变动情况。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非典”期间从事不同职业者的收入变动情况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收入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个体工商业者或自由职业者”，在他们中间，有62.9%的从业人员表示经济收入比“非典”前有所减少；“产业工人/服务人员”受到的经济影响次之，有29.6%的从业人员表示收入有所下降。在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中，收入受到影响的比例相对要低一些。不同职业从业人员在“非典”期间收入受影响程度的差异是和“非典”的特征直接相关的，“非典”对餐饮、交通这样一些有大量人员接触和流动的行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