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的改革，是现代中国改革大潮的一朵浪花。在潮起潮落的历史进程中，发端于1978年的“开放传统戏”，初显于1980年的“试验演出”，活跃于1980后的“探索剧目”，升华于1990后的“精品工程”。华夏30年的改革，改变着川剧剧种的灵魂，使川剧不断衍生出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也可以说，若无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川剧就不可能随波助澜而涌现出列入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的《变脸》、《金子》、《易胆大》等精品剧目。

开放：搞活川剧的环境

1978年春，邓小平途经成都短暂停留之际，明确指示要开放戏曲传统戏，并兴趣盎然地观赏了《迎贤店》、《别洞观景》、《拷红》、《水涌金山》等川剧传统折戏的名家演出。从此，“十年浩劫”中被一概封杀的戏曲“传统戏”沐浴春风，获得了重新复活于神州舞台的历史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戏剧舞台，为什么要首先开放戏曲传统戏？

马克思在论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时曾经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天性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反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即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以上论断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当时的周恩来总理，还对“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的关系，历史而辩证地进行过阐释：“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戏曲艺术，首先得承认‘百花齐放’，也就是首先要发掘我们民间的戏曲艺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推陈出新’。如果不先‘百花齐放’，那你怎么去加以改革，怎么去加以发展呢？没有基础怎么改革，怎么发展呢？”^[2]

而邓小平在新时期亲自开放川剧传统戏的史实，即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开放传统戏”为突破口，针对思想文化领域“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现状进行拨乱反正的政治壮举。

大禁初开，四川被桎梏十余载的川剧表现欲与欣赏欲，如同破闸奔泻的热流源源不断地涌汇于久违的剧场。舞台上，《白蛇传》、《柳荫记》、《迎贤店》、《秋江》，一批批尘封已久的优秀传统戏重放光彩；阳友鹤、周企何、袁玉堃、陈书舫，一个个年事已高的表演艺术家焕发青春；舞台下，农村、城市、工厂、军营，一处处长期冷落的看戏场所门庭若市；农民、工人、干部、士兵，一群群蜂拥而至的川剧迷争先恐后。连那些从没有看过川剧的青年男女，也好奇地挤进了剧场。截至1979年底，巴蜀地区的川剧专业表演团体迅速增加到119个，演职员总数达10914人。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经济收入均成正比呈上升趋势。当时四川省文化局制定的统计表显示：

1977年：演出21913场，观众22672.7千人次。

1978年：演出42291场，观众35377.9千人次。

1979年：演出58599场，观众58004.5千人次。

川剧舞台的上演剧目，也呈现以传统戏为主，现代戏次之，新编古装戏（过去习称“新编历史戏”）再次之的格局。1979年，是开放传统戏后川剧剧目演出最多、上座率最高的一年，剧目上演的大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

以上事实和数据说明：开放戏曲传统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澜同步，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重要践行，是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开放戏曲传统戏是纠正极“左”路线的文化专制，弘扬民族传统戏剧文化之必须，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意；开放戏曲传统戏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搞活了人们的思想，昭示出“只有开放才能搞活”的道理。

表1 1979年川剧上演剧目分类

改革：改变川剧的动力

开放才能搞活，但搞活还不能就此止步。演出“永不复反的阶段”之遗产，也绝非戏曲生存的唯一方式和终极目标。在急遽变革的新时期，川剧如不及时增强与时俱进的活力，必然会面临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危机”。

有关数据显示：1980年，川剧演出场次比上年增加5.2%，但观众人次却比上年减少了3.5%；1981年，川剧演出场次比上年减少6%，观众人次竟比上年减少了21.4%。自此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