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说明，笔者以双重身份撰写本文。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媒介与性别研究是笔者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另一个身份是活动家。1996年以来，笔者参加了“东西方相遇小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京津地区社会性别培训协作者小组”、“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的组织和活动，并担任了“反对家庭暴力网站”负责人，主持了多次针对媒体的社会性别培训及其干预行动等。本文将从媒介研究者和妇女活动家的角度，回顾十年来媒介传播领域中性别平等的进展和障碍，分析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促进性别平等的对策建议。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建立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大众传播及大众媒介成为传播学最主流的研究内容。大众传播的定义表现了鲜明的大众媒介的特征：（1）针对较大数量的、异质的和匿名的受众；（2）公开传播信息，通常以同时到达大多数受众为目的；（3）传播者一般是一个有复杂机构的组织^[1]。根据这一定义，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被列为大众媒介。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大众媒介，传统媒介（如歌舞、图画、口头传说等）、替代性媒介和新媒介（如计算机、互联网、CD-ROM等）也在改善妇女生存状况中发挥作用^[2]。尽管传统媒介、替代性媒介与新媒介不像大众媒介那样有清晰的定义和丰富的研究资源，但由于他们在促进两性平等进程中的重要性，本文也将其包括在内。

第一节 背景：走向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一 1994～1995年中国媒介发展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1990年代，大众媒介进入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至1995年底，全国有广播电台1204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46座，广播人口覆盖率78.7%；电视台835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205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4.4%；期刊种数达7583种，每期平均印数为19794万册，报纸（未包括地/市/县）为1049家。而在1994年4月，中国就正式以TCP/IP方式接入Internet，向公众开放互联网服务。至1996年底，全国互联网络用户为15万。

十年以后，即2004年，全国有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因国家统计数据自2003年不再包括县级台，所以，电台和电视台统计数减少），教育台60个；有线电视用户11470万户，30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122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3]；2003年出版杂志9074种，每期平均印数19909万册，报纸2119种，每期平均印数19072万份^[4]。至2005年7月，全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300万人^[5]，是1996年用户总数的867倍。此外，政府支持开播卫星频道，建立卫星电视转播台，发展报业集团，在普及计算机的热潮中大力发展电子出版物以及互联网服务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受众的需要。

在中国，大众媒介由政府主管，因此，本报告称政府主办的媒介为主流媒介。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主流媒介也迅速发展。近二十年来，由于不仅受政治影响，也受到经济、市场化（或商业化）、多元价值观、西方新闻价值观，以及国内受众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媒介发展呈现了复杂且矛盾的情形。

二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媒介论坛筹备

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一书中，无论研究综述、专题研究、重点课题介绍，还是著作和论文选中，未出现一篇有关媒介与性别的文献。这至少说明，在1995年以前的妇女学界，媒介与性别议题还未受到普遍关注^[6]。1992～1993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妇女学研究者、活动家和媒介记者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国际论坛，其中包括媒介与妇女的专题论坛：如1994年2月12～17日，在曼谷举行的“增进妇女传播权利大会”、1995年3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妇女与媒介”专题研讨会等，媒介与性别议题开始受到关注与讨论。一位参加曼谷大会的记者谈到，在会场上，没想到其朴素的《农家女百事通》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而带有洋美女照片的中国女性杂志则遭到了质问：“你们的杂志是办给穷人看的，还是办给富人看的？”^[7]因此，她建议全国妇联，在世妇会上不要摆放带有美女封面的妇女杂志，以免遭到“把女人当商品”的抗议^[8]。另一位出访者介绍了参加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