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试图从儿童权利和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从民间妇女组织活动家的角度，来回顾和分析1995年6月～2004年5月十年间中国女童发展方面的进展和问题，并试图提出未来中国妇女运动如何促进女童权利实现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女童议题提出的背景

在中国，女童问题作为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之一，至少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在媒体上公开提出。创建于1984年的全国妇联机关报《中国妇女报》，于当年8月14日第二版读者来信中发表了安徽省濉溪县青卫乡大刘小学刘秀红等七名学生的来信：“我们要上学”。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女生，在家长“回家干活”的压力下被迫退学。第二天（8月15日），同样在读者来信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教育组的黄大权以“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题，反映了该县县城附近的农村学校男女比例悬殊的现象：几个班级没有一个女生，几乎成了“男生学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中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认为男孩能传宗接代，花点本钱送男孩读书值得；女孩是‘抛过墙头的簸箕，泼出门去的水’，不值得为其付出代价，她们的本分是在家里做活。”1985年5月15日的《中国妇女报》第一版发表了有关女童早婚的文章，指出早婚降低了女孩的入学率，并导致女孩早育，严重影响了女孩的未来发展。^[1]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妇女报》也对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如1985年8月7日该报第一版（要闻版）介绍了宁夏固原地区同心县采取经济措施鼓励回族女童读书的经验，^[2]1988年4月25日第1版发表的“甘肃省失学女童11万有余数字惊人，采取多种办学方式解决有方”消息中，介绍了该省改变现状的途径和方法，如建立女童班，使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等；^[3]1988年12月16日第一版报道了黑龙集乡在当地党委的帮助下，12～16岁辍学在私营企业做童工的女孩返回学校继续学业的消息^[4]。

从媒体报道来看，1980年代～1990年代，女童议题集中在平等入学机会上。1980年代末的“春蕾计划”的启动，促进了公众对女童教育的关注。“1989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仍有480万7～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还流行着‘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男娃上学、女娃喂猪’的陈旧观念。”于是，1989年中国儿童基金会经全体理事一致通过，设立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春蕾计划”的总目标是：让所有失学、辍学女童重返校园，最大程度为女童谋福祉！从1989～2004年15年间，“春蕾计划”筹集的资金已累计6亿多元，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捐建“春蕾学校”300余所，共救助失学女童近150万人次^[5]。

1991年，宁夏、贵州、青海和甘肃的教育家们开始汇聚在一起，召开“西部八省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研究”论证会，讨论如何改善当地女童教育和入学机会^[6]。1992年3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由宁夏教科所牵头，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协作研究的“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7]。与此同时，甘肃省在1990年代初实施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APEID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儿童初等教育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促进教育领域性别公平的行动研究。1993年，通过三省协作课题负责人周卫在全国妇联和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工作，西部女童教育的行动研究不仅得到了全国妇联、省妇联和县妇联的广泛支持，还进入了妇女研究者的研究视野，逐渐成为民间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标志之一是1993年，来自西部的周卫等六名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8]。

1994年8月13～27日，西部女童课题组与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走向’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女童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会议宣读了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女童教育的题词，国家教委和青海省的领导与会。通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社会再次聚焦女童问题。^[9]1995年，西部女童教育课题组的北京顾问史静寰与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研究者、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