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央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新特点，逐步推出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着力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1998年，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使我们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洪涝灾害的严重冲击，并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然而，考察1993年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态势，不难发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到1998年底已持续下滑6年。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央政府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7%的预测性、指导性调控目标，那么，关注中国经济的国内外学者不能不对这一轮增长波动产生困惑：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规律和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9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成功实行“软着陆”之后，通过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增长的关键一年。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正确把握1999年和世纪之交中国国民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波动态势，不仅是经济理论的要求，而且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要求。

一、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渐进式转轨，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发展模式的逐步转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模式和宏观调控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形成机理和发生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致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从波动平均持续长度、平均位势、扩张高度、收缩深度和波动幅度来考察改革后的前3轮波动（1977～1981，1982～1986，1987～1990），可以发现，与改革前的5轮波动比较，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出现了如下新特点：①平均持续时间变化不大，但平均扩张长度拉长、平均收缩长度变短。改革前5轮波动的平均持续时间为4.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平均扩张长度为1.8年；改革后前3轮波动的平均持续时间为4.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平均扩张长度为2.7年。②平均位势提高。改革前5轮波动的平均位势为5.7%，改革后前3轮波动的平均位势为9.1%。③扩张高度降低，收缩深度升高。改革前5轮波动的平均扩张高度为16.9%，平均收缩深度为-5.8%，而改革后前3轮波动的平均扩张高度为12.8%，平均收缩深度为5.9%。④波动幅度减弱。按标准偏差计算，1976年以前5轮周期中GDP增长率的平均波动幅度为10.7个百分点，1977～1990年，GDP增长率的平均波动幅度为3.4个百分点。概括地讲，与改革前比较，改革后中国国民经济前3轮增长波动实现了由“低位-大起大落”型古典类波动向“高位-缓升缓降”型增长类波动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微波化（ripple）”特征日益显现。

正确把握改革后前3轮经济增长波动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为了给我们分析中国自1991年启动至今的改革后第4轮增长波动提供参照系，帮助我们把握该轮增长波动的特点和目前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我们预测世纪之交的新一轮增长波动的运行态势，提供宏观调控和改革的政策选择。

考察中国自1991年启动至今的改革开放后第4轮增长波动态势，可以发现该轮波动的一些新特点：①持续时间拉长，特别是收缩长度拉长。到1998年底为止，1991～1993年中期为扩张时期，1993年中期加强宏观调控至今为收缩期。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月度或季度经济增长率态势，情况会有所变化。这意味着：为了更好地把握年度经济增长的波动，今后应该注意结合月度或季度的经济增长波动态势进行分析。②平均位势进一步提高，1991～1998年GDP年平均增长10.8%。这里需要关注的是，从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继续下滑这一态势来外推，如果不考虑外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灾这样严重的外在冲击，如果不考虑现有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和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那么，世纪之交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波动的平均位势必然回落。据初步测算，199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平均位势仍将达到8.2%。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了高增长后的调整时期，不过，平均增长速度仍会相当高，因为中国已经和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当、稳健的货币政策！1999年经济增长率7%是一个指导性指标，实际执行结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