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特点

1.经济增长实现了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

1999年，GDP增长率为7.1%，实现了年初预期的增长指标。这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主要包括：①中央财政增发600亿国债，以及通过国债专项资金贴息、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措施，支撑投资的增长；②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安排财政支出540多亿元，用于提高3条保障线（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补助水平、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等等；③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出口；④ 央行第7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再贴现率，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2.经济增长率延续了自1993年开始的下滑态势，但下滑幅度有所减缓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9轮波动（1953～1999年）

1999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第9轮波动中连续下滑的第7个年头。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轨迹，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上升与收缩相互交替的波动中进行的。中国经济的波动，以GDP增长率为代表，在1953～1999年的47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共经历了9轮波动（见图1）。自1991年开始回升的第9轮波动，到1999年底，已进行9年，呈现“高起缓落”的态势。其中，1991、1992年这两年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期，年均上升5.2个百分点；1993～1999年这后7年，则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年均回落1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回落期，无论是与改革前的5轮波动相比，还是与改革后的前3轮波动相比，都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新特点，即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连续下滑，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由过去的平均2.5年延长至7年。然而，由于前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幅度为0.7个百分点，是1994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下滑幅度最小的一年（见表1）。

3.各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变化

1999年，在GDP增长7.1%中，消费需求拉动5.5个百分点，比重为77%；投资需求拉动为2个百分点，比重为28%；外需拉动为－0.4个百分点，比重为－6%。^[1]显示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扭转下降局面，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太大的负冲击；然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明显减弱。

表1 经济增长率及其升降幅度

4.在投资需求中，社会投资的增长明显乏力

1999年，中国实际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2%，远低于年初的计划目标12%。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和地方自有资金的投资仅增长1.2%，银行贷款投资增长4.8%，利用外资下降26.7%。尽管财政资金的投资增长43%，但社会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抵冲了财政投资的增长。

5.作为反映宏观经济运行与波动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价格，仍处于通货紧缩趋势中，但下降幅度亦有所减缓

从年度数据看，1999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变动率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分别为－3%和－1.4%，二者的下降幅度仅为0.4和0.6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价格变动率下滑幅度最小的一年（见表2）。从月度数据看，图2给出了1997年4月到2000年2月之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月同比变动率的变化轨迹。从该轨迹可以看到，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月同比的变动已显露出正增长的苗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月同比的下降已显露出趋缓的迹象。

表2 价格变动率及其升降幅度

图2 月同比价格变动率（1997年4月～2000年2月）

二、经济增长率连续下滑的原因

在第9轮波动期间，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回落；特别在1993～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继续下滑。那么，如何认识“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继续下滑呢？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比过去难度加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论及美国“新经济”走势时认为：需要创造一个可信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因为“新经济”走势否定了建立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史基础之上的惯性思维。笔者认为，要解释中国经济第9轮波动期间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或回升难度加大，同样需要给出一些新的分析，特别是要注意体制转轨正在实质性地深化，但又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