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供销社经过多次改革，但仍旧步履维艰。困扰供销社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办社会，离退休人员的包袱重，人浮于事。1995年供销合作总社成立时，全系统职工580万人，1999年底是490万人，其中离退休职工近150万人，差不多2.3个在职职工要负担1个离退休职工的费用^[1]。二是债务包袱（挂账、政策性亏损）沉重。从1992年开始，供销社出现了连续8年的亏损，尤其自1995年起亏损成倍增长，1996年底累计达560亿，1997年底是702亿，1998年当年的亏损额已达156.39亿元。2000年1～8月份的净亏损为23.21亿^[2]。还应指出，截止1999年末，全国基层社共计2.7万多个，基层社在职职工130.1万人，比1995年减少了近50万人，基层社离退休人员66.7万人^[3]，也就是说，供销社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大头都在基层社以上的各级联社之中。

供销社为什么会造成连年亏损？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写于1999年8月9日的《对供销合作社扭亏增效情况的分析和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所表达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对一些论点的批驳也很有针对性。《建议》认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把党中央提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第二步改革，这一与供销合作社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旷世机缘放过，是一次最大的失策。《建议》指出：在改革实践中，在社会上掀起所谓改制风浪时，有的地方把产权本来清楚的供销合作社描述为产权不清，搞“产权改制”，把供销合作社的集体积累，量化到职工个人头上。有的地方不坚持合作制，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对这种种问题，有的领导表态“可以试行”、“可以虚化”，有的省倡导“产权人格化”。全国供销总社把关不严，还以《要情快报》转发全国。在贯彻中共中央1995年5号《决定》中提出的“供销合作社各类门店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时，有些领导不是借中央《决定》的东风，把当时刚掀起的“社有民营”之风，采取果断措施大力纠正，而是表示“也可试行”。许多地方把“社有民营”改头换面为“抽资经营”，而且突破了中央《决定》准许的范围，在生资、棉麻等企业也推行个人承包、抽资经营。《建议》还指出了供销社管理体制上存在弊端，加之近年来普遍放松了对干部职工的品德教育，使得不少干部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搞坏了不少企业。《建议》认为，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在改革进程中，许多重要举措背离了中央对供销社改革指明的方向，某些领导人对改革目标的不坚定和种种非议，造成了干部职工思想上的混乱，丧失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利用，才导致了供销合作社经营萎缩、连年亏损的状况，这是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深层次的原因。

与《建议》相关联，在分析形势时，很多同志认为，供销社的形势不容乐观。有些省基层供销社“社有个营”的面已达70%以上，个别县已经没有了基层供销社的集体经营，仅挂一块虚牌。作为供销社两大支柱的生资、棉麻企业有的也实行了个人承包经营。对供销社经营较好的企业，强令“一卖了之”的政府行为仍时有发生。供销社为“三农”服务的传统已大为弱化，这些供销社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力不从心。^[4]但2001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供销社系统以改革为动力，通过体制创新出效益，2000年结束了连续8年严重亏损的状况，与上年相比，减亏增盈143.55亿元，实现利润13.77亿元。时隔仅仅一年，供销社的形势如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到底是哪些改革措施奏了效？《建议》所批评的那些倾向是否得到了纠正？笔者无意判断各种改革思路的对错，只是试图在下文通过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搜集到的其他个案材料来描述供销社近期的改革进程，并对未来的走向做一个估计。尽管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并无绝对严密的区分，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因此笔者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出自己所偏好、所支持的供销社的发展走向。

二、供销社近年来改革进程的实证分析

2000年春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先后下发了两个重要文件，即《进一步深化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意见》（2000年3月20日，下文简称“《意见1》”）和《关于供销合作社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2000年4月7日，下文简称“《意见2》”）。《意见1》指出：“在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