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

从上述判断出发，本文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①“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②“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③“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④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2000）；⑤“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模式”。

一、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拋弃了往往引人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study）思路。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欧肯，1995）。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指企业和家庭）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江浙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二、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本文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冯兴元，2000），在其中，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