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肉牛业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在中国，“牛”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按照其生物学特征，它包括黄牛、水牛和牦牛；按照生产用途，它包括耕牛、奶牛和肉牛。出于经济效益和市场需求方面的考虑，动物学家根据牛的不同用途采取不同选育措施，相应地培育出专门化的乳用品种和肉用品种。随着专门化品种的扩大和推广，相应形成了奶牛业和肉牛业。我国目前的奶牛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而肉牛业则刚刚起步。由于肉牛业起步较晚，我国目前还没有培育出专门化的肉用牛品种。因此，目前市场上出售的牛肉既包括黄牛肉、水牛肉和牦牛肉，又包括耕牛肉、奶牛肉。正因为如此，本文所说的“肉牛业”实际上是一种泛指，是为了同国际接轨而超前使用的一个概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8年我国牛的存栏量为12435.4万头，出栏量为3587.2万头，牛肉产量为480万吨，分别比1979年增长0.76倍、11倍和20倍，肉牛业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国家农业政策变化的影响

一是生产政策的变化。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由于役畜数量少，加之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国家对役畜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政策。牛作为役畜的主要畜种，理所当然被列入受保护的役畜之列。在这一时期，牛被看成单纯的生产资料，除了失去使役能力的老、弱、病、残牛外，一律禁止宰杀。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不适当地强调公有公养，限制甚至禁止个人私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养牛被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使养牛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牛的存栏增长缓慢，出栏率很低。1949年全国牛的存栏头数为4393万头，1978年发展到7025万头，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63%。1978年牛的出栏率仅为5.4%。1979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通知》放宽了对耕牛、种牛的淘汰标准，并把制定淘汰标准的权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允许除种牛、繁殖母牛外的菜牛、杂交牛、肉用牛不限年龄，在育肥后屠宰和出售；牛的屠宰和出售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这标志着养牛业的宏观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法规上废除了禁养、限养、禁宰耕牛的规定，允许并鼓励农民个人养牛，发展商品牛生产。

二是流通政策的变化。在1978年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活牛市场和牛肉市场完全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所垄断。国家不允许活牛的个人买卖，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在收购活牛时也要凭淘汰证明。当时具体的淘汰标准，黄牛一般为13岁以上，水牛一般为18岁以上。收购控制得过严，价格统得过死且长期偏低，妨碍了养牛业的发展。1979年后，活牛的交易市场逐步放开，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又先后决定把农区的牛改为议购商品，对牧区的菜牛实行自由购销的政策。到1985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活牛和牛肉的议购议销政策。流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养牛业生产的发展。1979年到1986年的7年间，全国牛的存栏头数由7134.6万增加到9166.7万头，年均递增3.6%；牛的出栏头数由296.8万头增加到555万头，年均递增9.4%；牛肉产量由23万吨增加到59万吨，年均递增14.4%。

（二）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业经营的基本体制框架，使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了自主权，他们可以按市场规律安排生产活动，他们的劳动必然由低收益行业向高收益行业转移。养牛业在90年代一直是一个收益比较高的行业。根据对安徽省阜阳市的调查，农户养一头肉牛可获纯收入300～500元。高收益刺激了农民的养牛积极性，有些县农民家家户户都养牛，形成了蒙城、利辛、涡阳3个养牛大县，被称为黄牛“金三角”。全市的黄牛存栏量由1993年的240万头发展到1998年的350万头，出栏头数由74万头增加到136万头。从全国的发展情况看，自1990年以来养牛业也呈现一个大发展的势头。1990年同1998年相比，牛的年末存栏头数由10288.4万头增加到12435.4万头，年均递增2.4%；牛的出栏头数由1088.3万头增加到3587.2万头，年均递增16.1%；牛肉产量由125.6万吨增加到480万吨，年均递增18.2%。有的地区农民的养牛积极性很高，他们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有些成为专业户、专业大户，有些已壮大成为专业化的肉牛育肥场。由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