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1年04月 |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发展,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进步性的文献颇多,本文在不否认这类分析的前提下,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中被忽视或淡化的若干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中国应采取的某些主要对策思路。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的利益者推动的。将制度变迁推展到国际关系中自然可见,当前的全球化制度是由在国际事务上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西方大国组织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裘元伦,1999)。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它企图把美国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吉登斯,1998,第308页)。[1]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就是外部性的内部化。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全球化是某些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扩展或延伸。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将原本是某种外部的东西内部化。这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甚至教育和人的思维等各方面。现在的关键在于谁内在化谁的问题,也就是谁从中获得最大利益。
制度经济学理论又表明,组织变迁的过程一般是从非正式的组织开始,但它必然会过渡到正式的组织安排;而一旦正式的组织安排形成,必然会产生强制力的作用以利规章的实施,因而极易违反一致性原则;在各国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会偏离多数意愿。因此,“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市场上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马丁、舒曼,1998,第297页)。这种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控制的全球化进程,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的不公平分配和竞争,并用西方强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模式来统一全世界,实现不发达国家均步发达国家后尘之世界历史发展的单线论的主张。
从产权的角度来看,目前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同无国家的社会的产权制度相类似,因为双方都没有作为最终权力来源的第三方强制合约的执行。当今世界上虽然已经成立了一些国际性的组织来供各国进行协商及合作,但由于“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马丁、舒曼,1998,第298页),其结果,“类似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几乎算不上真正能够采取有利措施的工具”,作为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可以不断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切基本原则频频发动以政治为动机的贸易战争”(《明镜》杂志记者,1998a)。如果现存的国际制度产生了对这些大国不利的影响,它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改变它,或抛弃它,包括采用经济手段以外的种种措施甚至是军事手段。“当需要为了设在美国本土上的自己企业的利润而把外国产品与服务从美国市场或其他重要市场排挤出去时,美国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会毫不迟疑地通过政治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马丁、舒曼,1998,第320页)。[2]另外,发达国家也常以生态和人力成本低下等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关闭边界。
像诺思所阐明的国家的双重目标一样,目前操纵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大国也有其双重目标:本国垄断租金最大化和全世界福利最大化;而且,这两种目标的冲突更加尖锐。首先,由于在国际社会中大国的地位更不牢固;其次,一国的领导者的地位更大程度上是由本国内的选民决定的。因此,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可能比国家在国内事务中的利益更加短视化,可能更偏重于近期的垄断租金。这里的垄断租金就不仅是指大国的统治者的个人的私利,也要反映作为大国整体的总的可得租金,这种租金是从其他国家转移来分摊些给本国的人民,为的是获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
因此,“在目前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相反,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的美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