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叶，全球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当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其一，经济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索罗斯，1998），“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伍德，1996）。其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网络化的过程，全球化指的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比朔夫，1996）。其三，经济全球化是国际贸易一体化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当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来阐述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看法。这些思想观点对21世纪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激进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评价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是，激进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哈马贝德，1999、赫尔曼，1999）

第一，经济全球化给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带来了危机。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8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趋势出现逆转：一是福利支出遭到削减，失业压力加重，福利制度变得困难，放弃社会福利的国家妥协导致社会福利国家曾经抑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二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苦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加，经济全球化导致一种“跨国性的”、打破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界限的世界经济体系观念，而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为民族国家的行动者规定了新的前景。三是跨国规模使即使最强大的主张行动者也变得依赖于市场，他们对市场框架条件的影响日益弱小。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行不通了。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破坏了暂时实现了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第二，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哈贝马斯对经济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的观点提出诘问。他认为，由于世界政治体系——尽管拥有跨国的机构——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大量战略行动者之间的国际关系支配，因而迄今从未达成易于实行的、明显符合各有关政府共同利益的协议。各国政府要在世界经济秩序的计划上取得一致更为艰难：这种世界经济秩序不仅要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弥补跨国性的市场流通，而且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尽管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苛求不仅会导致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跨国性的机构。但是，在跨国机构的层面上，尚缺少一种政治合作模式，以便把市场操纵的跨国流通所造成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虽然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180个主权国家借助于一个庞大的机构网络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还有350个政府组织，正在履行经济、社会和保障和平的职能，但是，他们过于弱小，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也无法在经济、社会保障或生态方面履行调节职能。

第三，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严重失败。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赫尔曼认为，全球化已标志着产出率和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投资增加了。西方七国（美、英、法、意、德、加、日）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提高到1983～1994年的4.6%。不鼓励在新工厂和设备上的长期投资，而是鼓励把钱花在旧机器的修修补补上，与此相伴的是大量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合并、股票的购买、金融调动和投机活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下降超过了75%；固定资产的投资大概从1959～1970年的6.1%下降到后来的3.1%左右，下降了一半。经合组织成员国每年GDP实际增长率从1959～1970年的4.8%下降到1971～1994年的2.8%，约下降了42%。尽管生产率增长减缓，但5%的社会上层家庭能从降低生产率和利润中获取大量的好处。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场的股值快速增长。对全球大多数人来说，则收入差距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明显拉大。在美国，尽管在1973～1995年之间生产率增长了35%，社会中层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的。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就业不足、收入减少和工人增加对工作体制的“依靠”都在加强。世界上20%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增长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许多方面变得更糟。在过去的20多年里，70多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