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时刻日益临近，国内外关于中国能否从中获益的争论日益激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争论，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在全球学术界、实业界和政治家中达到白热化。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通常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具体测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获益水平。但是，这种计算一般是建立在可测的假设条件上的，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而有些国家不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有些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很大，而有些国家则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很小。尤其是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却日益严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可能存在思想和理论上的障碍。本文试图构建一种统一的理论用以说明上述问题。首先，通过描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说明它与人类经济史上早已开始的相似过程的异同；其次说明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什么假设条件下才可以说明经济全球化中的获益问题；接着通过放宽这些假设条件说明获益问题，从而提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解释；然后根据本文的理论提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为策略；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经济史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既新又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尽管经济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但对经济全球化大致包括的内容还是清楚的。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全球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扩展，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这些经济现象，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其规模没有这么大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7年10～12月号上刊载的《对全球化的思考》一文也认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年中，经济全球化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此看来，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赫贝特·杰尔施所言：经济全球化不过是用于形容一个早就开始的、漫长发展进程的新词汇。^[1]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为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3个阶段，即商品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和产业输出阶段。^[2]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大分工，即世界开始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前者向后者输出工业品，后者向前者输出农产品，这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品输出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对上述两个阶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分析。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两个阶段置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研究它们对于国际产业输出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产业输出的历史前提，产业输出是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60年代，产业输出成为一股潮流，当代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纳入产业结构成长的范围，服从于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能成为一国经济发达的象征，只有具有连续创新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只有不断通过产业转移连续更新产业结构，只有位列世界产业结构成长的主导地位，一国经济才能称得上先进、强大和发达。

当代经济全球化不是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简单重演，它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部分，这实际上是把浮在水面的“泡沫”当成了江河湖海浩荡的主流。事实上，尽管金融市场似乎相对独立于产业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的投机更对产业市场的发展形成损害，但如果没有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金融市场就会成为无本之末、无根之萍。人们创造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的目的，本来是减少市场波动的风险，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波动，已经使保罗·克鲁格曼（1999）这样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对冲基金并不对冲，它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通过制造市场波动，从而乱中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