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纯理论的构成原则上不过是价值、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的运用。一般经济理论的每一种可能的方法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贸易理论，而且，一般理论的任何变化或发展必定有其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含义。”（斯蒂德曼，1992）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正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扩展，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生产要素在各个国家之间不流动的假设，通过贸易或商品交换实现生产要素国际间的合理配置。由此推论出其规范性命题，即各个国家应按照其资源禀赋实行专业化生产，如中国作为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作为资本丰裕的国家则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要能够实现自由贸易，则两个国家都能够得到比较利益。这种比较利益的最诱人的表述是由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所表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按照这一定理，中国只要全部从事劳动密集性产业和实现自由贸易，中国的工资水平将赶上美国，或者说至少会出现逐步接近的趋势。但经验观察似乎与新古典的定理难以吻合，至少有足够多的例外，世界经济并没有按照新古典的专业化原则在各国间加以分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南北分工曾使发展中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贸易条件恶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大。自70年代以来这种旧式的国际分工虽然被打破，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多样化战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远未出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虽然为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比较利益，但并不像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和谐，各国都有各国的问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有增无减，贸易战日趋激烈，贸易谈判也日趋复杂，可以说“自由贸易”只是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应该说这些经验事实足以使人们对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产生疑问。然而，当我们翻开教科书时会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经济学家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给予了解释，如最著名的“列昂惕夫悖论”就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内得到了似乎有说服力的解释，再如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等问题也都可以从新古典教科书中得到解释。人们总是习惯于找出那些例外产生的具体条件来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因为如此，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才可以在几乎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都属于例外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

这些解释存在着很大的疑问；第一，所有这些解释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些经济学家用人力资本来解释列昂惕夫悖论，如美国的工人有更高的技艺，这就违反了新古典理论关于同质劳动的假设，从而也就不能再根据新古典理论的定义使用资本和资本劳动比率的概念，如此将会导致不同定义的概念混淆使用的逻辑错误。第二，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使理论失去了意义，当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用特殊条件来解释时，必然会降低理论的应用价值或预见性，更何况人们很少去检验各种特殊解释的逻辑一致性而一味地寻求解释。

本文的目的在于采用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分析贸易问题的基础，来重新讨论贸易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争论。这一理论根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从技术关系所引出的资源禀赋不同，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正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核心。

一、比较利益与技术进步

在讨论社会关系之前，我们先来讨论技术关系，虽然本文所要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但并不否认这种社会关系与技术关系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技术关系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给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是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如何表述技术进步并使之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1.斯密的分工与交换

比较利益原则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斯密把比较利益原则直接建立在他的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分工与技术进步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自斯密以来至今，经济学家并没有详细说明分工为什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把它完全忽视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就在没有讨论分工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前提下来表述他的国际贸易模型，虽然这一模型也包含着通过专业化生产能使总产出增加，但并没有把这种总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