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一些关心农村的人士呼吁政府真正重视农村问题，他们认为农村形势可忧，需要有大的政策调整来扭转局势。这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杞人忧天。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是，农村形势是好的，如果有问题，也只需要通过政策的“微调”来解决。这个判断不符合实际。我们认为，农村政策不是微调的问题，而是重大变革的问题。

一、引论：农村制度要微调还是要改造？

1.基本形势判断

当前的一些趋势性的问题主要：

①长期性因素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以及农民进城务工，曾经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乡镇企业的产权构造缺陷以及城乡分割体制的弊端，这方面的收入增长趋势已经大大趋缓。

制度调整的效应，农产品价格提高，曾经是农业劳动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第一，承包制改革在80年代释放巨大效应以后，已经只作为一个“存量”因素发挥作用，不再具有“增量”投入的意义，因此不能为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做出贡献（但退回到人民公社制度一定会导致农民收入剧烈的负增长）。第二，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到受到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同时由于现行粮食流通制度等方面的缺陷，即使政府提价，农民也很难享受到实惠。第三，国内市场价的提高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制约。历史上全国粮食的最高进口量2000万吨，相当于6000万亩左右良田的产量，也是影响粮价摆动幅度的连粮食产量。所以，在国际市场的制约下，国内粮食价格的上升受到限制，我们不能希望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依靠粮食涨价来实现。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据杜鹰先生的研究报告（经济日报，1999.01.13），1985～1997年间，农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8.7%下降到18.7%，下降了约35%；而同期农业的就业份额从62.4%下降到49.9%，只下降了约20%，这意味着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③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近几年差距在4～5百分点，收入差距将日趋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正在扩大。

④农村公共服务落后，公共财政的基础脆弱。许多农村居民点没有规划，有规划的也是把居民住宅搞得与兵营差不多。其他基础设施更是严重缺乏。村和乡镇两级公共管理机构负债运行，已经是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

⑤农村社会关系紧张。这方面没有反映全国情况的统计资料，但许多典型调查证明，农村社会关系已经变得比从前紧张。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的主要诱因是沉重的税费负担以及一部分乡村干部违法乱纪，侵害农民利益。

2.“病根”在哪里

关于农村问题的“病根”有多种说法，如“需求不足”、“结构不良”、“国民收入再分配不合理”，等等。其中，“需求不足”是最著名的说法。

在中国谈农产品的需求制约还不是时候。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来说是低的，但对城市居民来说，价格并不低。中国肉禽蛋奶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这说明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是很高的。城市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近些年一直在50%左右，这说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效率不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制约”，而不是需求制约。

世界经济的进步不是靠调整“需求”来实现的，而是靠供给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来实现的。长期来看，决定需求的是消费者偏好，是很难改变的。消费者在短期的购买量受到收入和产品价格的影响，而收入和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产业部门的经济效率。

我们认为，面对农村的基本问题，或者强调需求不足，或者强调结构落后，再或者强调国民收入再分配不合理，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部问题的要害是农民的（宪法）权利至今没有得到尊重。市场经济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契约和私人交易契约的基础上，契约双方的权利越是接近完善，契约之下的交易费用就越低，市场经济也就越是能够高效率地运转，否则，真正的市场经济无从谈起。农民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进入市场的成本（不是走向农贸市场的交通费）极度高昂，不得不依存小块土地活命，导致全国形不成城乡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3.观念的转变十分重要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还是邓小平那句老话正确：左的危害远甚于右的危害。认真回顾一下改革的历史，实际上不存在右的危害。“双层经营体制”是与“左”的力量相妥协的结果。

197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并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