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曾经辉煌过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沪郊模式”等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在推动中国乡镇企业的健康成长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吉元，1989），并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乡镇企业的区位要素和所有制要素为主要类型特征，这些不同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反映出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乡镇企业所形成的不同发展路径。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启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以及资源配置机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丰富多彩的发展实践而总结抽象出的各种发展模式也随着制度环境、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等的改变发生了巨变，逐步成为了一个历史片断。有的发展模式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出现，有的发展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逐步吞没，还有的发展模式通过自身的调整而不断地完善自我向更高的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它们已经无法反映出近十几年来乡镇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这种现状的出现促使我们采取一个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研究视角来对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新的总结和提炼，以期为预测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走向，指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具代表性、典型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

从乡镇企业发展演变的历史中我们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市场格局的改变，“所有制”、“行政区域”等要素特征对乡镇企业发展影响作用日益淡化，而企业产品技术特征、资产专用性特征以及交易特征等要素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则日益增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可以推测，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乡镇企业中城乡割裂的“乡镇”特征将愈发模糊，而市场化的“企业”特征将愈发显现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将更加遵循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乡镇企业逐步分化或融合，从而形成多样化的进入市场的方式。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样的企业组织其交易的方式，分析、概括乡镇企业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二、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将企业视为进行资源配置的场所（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第13页）。按照科斯的企业理论，用企业制度来代替价格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交换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科斯的观点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威廉姆森提出了企业在选择其交易关系中，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的频率等交易特征是影响选择的主要因素。具体地，在没有交易专用性投资或当交易经常发生时，“市场”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具有优势，当投资具有交易专用性时，则企业合约更为重要（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1998年，第24页），并且随着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增加会使合同安排从短期合同转向更长期的合同，最终转向垂直一体化（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第58页），因为当资产高度专用时，由于资产的“锁定”效应，市场治理的风险是很大的，其中资产专用性包括场所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以及专项资产（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第85～87页）。迪屈奇的新交易成本经济学又在威廉姆森的基础上将交易成本拓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理论框架中。与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作为研究企业、市场及其混合形式的核心不同，迪屈奇十分强调企业作为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核心，并将“效益”概念引入到对企业、市场及其混合形式等不同交易方式的分析上，指出，一种组织方式的适合性不一定取决于交易成本，还必须建立在对各自效益的比较之上，而企业的管理效益主要依赖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力量。当技能与资产利用具有独特性时，在企业组织内部所产生的收益会更高，尽管内部组织的管理成本可能高于能够取代它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成本（迈克尔·迪屈安，1999年，第42、55～58页）。但是无论是科斯、威廉姆森还是迪屈奇，他们分析企业交易方式的一个共同点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