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专业协会”是目前中国农村中为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本文的研究是以德国合作社为参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农村专业协会基本上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制度和合作社原则而建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合作社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由赖夫埃森和舒尔茨——德立奇创建的合作社制度和合作社理念也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而且德国合作社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使制度分析较为便利。

一、制度变迁分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组织等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1999）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意味着存在潜在收益，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使潜在收益转变为现实收益成为可能。这里的问题是，把潜在收益转变为现实收益需要成本，其中既有交易成本，也有服务本身的成本，不同的服务获取方式存在不同的成本支出，所以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那种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能够达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最为符合农民理性的制度安排。与其他农村服务组织相比，专业协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是由农民自己所组建。那么农民组建专业协会的意义何在呢？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组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其中既有国有商业、供销社、信用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等传统服务组织，也有新兴的乡镇企业、专业户和公司加农户等经济组织，还有按照合作社模式建立的农村专业协会，由此向农民提供了多种制度安排选择。农民以不同的方式满足服务需求，反映了不同潜在成本的存在，“正是由于潜在成本的激励，人们才会采取行动去改善可能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德姆塞茨，1999）。

虽然专业协会和其他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都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但是以市场交易为特征的服务供给，是以市场替代企业的制度供给，由此农民可以在服务市场上以购买的方式使服务需求得到满足；而通过组建或加入专业协会，从而以组织内部分工的形式获得的服务供给，则是以企业替代市场的制度供给，也就是，农民的服务需求不必通过市场，而是只要成为某一协会组织的成员，而这个协会正是以那些需要从自己的纵向一体化生产中分离出去的环节为经营项目，由此也就得到了所需的服务。

以市场替代企业和以企业替代市场是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两种基本供给制度。无论是以市场替代企业，还是以企业替代市场，两者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于成本和收益的相互比较。由于以市场替代企业，也就存在了市场交易的必要，因此必然产生交易成本。所以，如果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要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就要用企业来替代市场。^[1]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收益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成本——交易成本、市场风险及其他种种不确定因素。早在欧洲合作社发展初期，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穆勒、马歇尔、庇古及帕累托等人，就曾强调团队经济的积极作用，并且指出，以增进社员利益为目标的合作社避免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