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来源主要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村劳动力栏目中获得。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村劳动力的统计口径定义为以常驻概念统计的整半劳动力，即指男子16～60周岁，女子16～55周岁，能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在劳动年龄之内但已丧失劳动力能力的人不算为劳动力。常驻概念指的是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和虽然外出劳动力6个月以上，但经济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其收入主要带回家中，也要计算在内。常住人口概念下，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住户也包括在内。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不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也不算本地农村住户。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1990～200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如表1。

我们根据表1的数据计算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如表2。

表1 中国乡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年底数）

表2 中国乡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长，由1990年的42010万个增长到2000年的47962万个，10年中的年均增长率为1.33%。虽然下降的趋势在1997～1999年间减弱，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一直保持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开始下降。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中的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的趋势在1997年出现了逆转，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连续3年不降反增。

这一反常现象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将之解释为乡镇企业的就业量的大幅下降及农业劳动力往非农产业转移的受阻。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解释，起码认为这种解释可能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对上述乡村劳动力及各行业的劳动力变量做1990～2000年、1990～1996年、1997～2000年的三个时期的统计相关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之间及它们对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在1997年前和1997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附录）。1997年前，农业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之间呈高度负线性相关关系，而1997～2000年农业劳动力与工业劳动力之间的相关性几乎降为零，同其他变量的关系也变成为较弱的正线性相关。但除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变量之间在上述三个时间段中的高度正线性相关关系几乎保持不变。如果是乡镇企业就业的下降引起农业劳动力的反弹，那么作为乡镇企业就业主体的工业劳动力不应当变得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关系数降到几乎为零。

发展经济学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将表现为持续的下降，而且大致从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1980年）开始，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就绝对地下降了。这种下降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观察到^[1]。

1992年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应当已处于这一拐点。难于想象，有7～8%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会在走过这一拐点后出现逆转。中国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状况也不能让人们信服农业劳动力数量出现逆转的现象。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分别为1193元、1268元、1237元、1180元和1136元；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分别为372元、438元、499元、564元和59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分别为248元、282元、303元、334元和395元^[2]。因此，这一时期里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是呈下降趋势的，而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获得的收入是增加的。农民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增加来源主要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又主要是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的增加，工资率的增加不大，甚至是下降的^[3]。农村土地改革后获得了生产决定自主权的农民不可能把劳动力配置到劳动效益下降的第一产业。农户的人均非农生产性收入的提高速度远远大于农村劳动力年增长速度，而同期农民的非农工资率又无大幅度提高。这提示我们：总体上，农村劳动力的增加也不应当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式滞留于农业，而主要是以外出务工的方式流向非农就业。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数量是难于及时被基层政府部门准确掌握的。在大量的以外出务工经商方式为主的农村非农就业面前，以全面汇总上报为基础的乡村劳动力就业统计是难于保证动态及时性和准确性的。

统计年鉴中乡村劳动力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