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使用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概念。所谓党的历史方位，简单地说，就是党的历史过程、现实定位和未来方向的总和。历史过程，即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起来和怎么发展过来的；现实定位，就是党在当前国内外局势中处在何种地位与扮演什么角色；未来方向，就是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将要发展到哪里去。

历史经验证明，能否准确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其决定着党能否实事求是地对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正确抉择，也决定着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党宣布中国大陆已建立以计划经济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和推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以来党的几十年历史，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对党的历史方位所做判断，以及对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的认知有个渐进发展过程。全面总结和具体分析党的执政党意识逐步觉醒，执政党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毛泽东未雨绸缪地萌发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党意识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由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的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使命。毛泽东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方位，正确判断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效地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1]，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武装革命和阶级斗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3月，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夜，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清醒地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地走过了先由农村包围城市，再夺取城市的道路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在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尚未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认为进城后党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只有“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4]。毛泽东的这些宝贵思想标志着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时，已开始未雨绸缪地萌发执政党意识，那就是既要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5]，戒骄戒躁，经受执政的考验；又要领导国家，创造条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巩固政权。虽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总体上是从属于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家的继续革命理念，即“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还要准备迎接“不拿枪的敌人”“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6]。但是，这些论述毕竟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从以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要特征的“革命”党，向以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化的序幕。

建国初，百废待兴，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同时，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毛泽东当时在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和成功领导抗美援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