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投票行为是政治参与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方式，因而，普遍、平等、直接、公开的选举制度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关于这一点，社会主义的理论先贤们都有所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把民主选举比做人民选择社会公仆，认为只有人民选择的公仆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列宁认为，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民主选举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或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对于中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建国前后第一代领导集体选举理论的嬗变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现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实行普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具体的民主，而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人民代表，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第一步，因此，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普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政治选举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有所变化。

在建国之前，他们的有关主张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几部宪法性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可概括为：人民选举政治机构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新民主主义民主选举是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采取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方法。

井冈山时期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代议机关正式通过并实施的宪法性文件，第一次对人民选举权利及实施程序做了规定。它规定中华苏维埃的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在革命根据地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都享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者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务。代表产生办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有一定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组织和委员会的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重新选举代表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民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华苏维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直接提出了要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民政府。这实际上也确立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宪政原则，并把实施普选作为宪政制度的核心。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的各级民主政权，在形式上采取了民主集中制的“参议制”，作为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代议机关；各级参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1939年中共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要》在“民权主义”部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自治之能力”^[2]。

1940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民主选举的性质和原则、重要性、选举的程序等问题进行过细致的描述。他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3]。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随着抗战的胜利，解放区民主宪政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政权组织形式上要由参议会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