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理性应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从理论上探讨如何重塑并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一 合法性与合法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一直是政治思想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近代德国政治思想家韦伯认为，“今天最为流行的合法（性）形式是对合法性的信仰：对形式上具体地并采用通常形式产生的章程的服从”，而这种基于服从现行章程的合法性可能被参加者们“感到是合法适用的”^[2]。现代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3]。

亚里士多德、韦伯、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意义上使合法性概念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合法性即指这样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基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所普遍达成的共识基础上的认同和自愿接受^[4]。也就是说，合法性是公众对政治统治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倘若仅仅停留在对合法性本质的认识上，并不足以回答有关合法性的深层次问题，如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公众为什么要支持统治者的政治统治？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是要回答构成一种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的问题。

韦伯指出，在具体的情况下，统治的基础可能建立在出于不同的动机的服从之上，这些动机“可能纯粹出自习俗，或者纯粹由于情绪，或者受到物质利害关系，或者受到思想动机（价值合乎理性）所约束”；“在非日常的情况下，可能惟有这些动机是决定性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习俗或利害关系，如同结合的纯粹情绪的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一样，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因素外，一般还要加上另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5]。哈贝马斯像韦伯一样，看到了一种统治所内含的对其合法性的信念，并且，哈贝马斯还认识到合法性来源于个人对间接感受到的制裁的恐惧和服从、因个人自身的无力感和别无选择而造成的惟命是从^[6]。与韦伯、哈贝马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合法性基础中的经济因素。马克思认为，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7]，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应是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物质关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要求的满足应是统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同时，具有社会整合意义的、能取得共识和形成意向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是维护或保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统治的正义性和有效性也是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所谓正义性，涉及的是“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或社会的关系”^[8]，它“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9]。政治合法性中至关重要的正义性就在于它能够促成各种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公正平等的选择机会，它的统治对大多数人都有利，至少能被期待对大多数人有利。这种正义性“不是一个实证的而是一个批判的合法性的概念”^[10]，实证的或能够实证的构成合法性基础的概念则主要是一种统治的有效性。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统治）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