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该规定以中央的名义向世界宣告，中国大陆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从此不再纯属个人私事，而要逐步置于国家与社会的监督之下，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单纯的收入申报终究不同于财产的全面申报，为了逐步实现财产与收入的全面申报，2000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要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要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01年6月15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3]，具体规定了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进行家庭财产申报的各项要求与措施。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决策层逐步对国家公职人员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信心和决心，是推动和完善我国廉政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

一 我国建立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用申报家庭财产的办法来证明官员清廉的做法。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主动自报家庭财产情况，有桑田多少、物业多少等等，来自我证明一世清廉——这是官员用财产申报“自证廉洁”。到北魏时，皇帝拓拔嗣曾派员赴各州巡察，检查核对州长、县长的家庭财产，凡不是任职时从家中带出来的物品，一律当作赃物登记——这是官府用财产申报制度监督官员的廉洁。从国家政策的强制性来看，拓拔嗣实施的这一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应当是我国最早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4]。

在西方国家，最早的财产申报制度与政党选举制度有关。早期的政党选举极不规范，弊端丛生，最突出的问题是贿选严重。也就是各政党的候选人为了能够当选，极力拉投票人的选票，或直接给予钱财引诱，或给予款待拉拢，或在选举中对一些重要投票人许诺将来给予其官职、雇佣等，因此带来了用钱买选票以及“政党分肥”等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民主精神，于是一些国家相继做出法律规定，要求各候选人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后，必须按照规定申报其竞选中各项费用的开支情况，并向社会公开。比如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与防止腐败法》、1955年香港地区制定的《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其中，《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就规定：用金钱拉拢选票或用将来职位雇佣拉拢选票都是选举舞弊行为，为防止这种现象，每一个候选人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后的30天内，必须提交各项选举费用的申报书，除少于50元的开支外，每笔开支都应列出相关单据和收条，以资证明^[5]。

20世纪初，随着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增强，无论是议员还是行政官员，在经济问题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选举中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公司企业、财团法人为了使某候选人上台后能够为自己利益服务，便向候选人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也就是一种提前的“金钱投资”。为了制止这种政治捐款行为，一些国家又先后规定候选人除申报竞选费用的开支外，还要申报收到的各项捐款情况。这样，候选人在竞选中所有的收支情况都应当申报。比如，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腐败行为法》中就规定：候选人对任何一笔超过100美元的捐款，都必须申报^[6]。随着这种财产申报制度的发展，竞选产生的官员不但要申报其竞选费用的收支情况，而且需要申报私人的财产情况；不仅政务官要申报财产，而且事务官也要申报。

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主要是指机构、官员及其掌握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管制权而言）相对较小，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实施，政府规模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迅速得到扩张。政府要管理的事情突然多了起来，自然需要设立更多的机构，设立更多的官员，随之而来的则是以追求“阳光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要求政府决策透明、管理透明、政党选举透明乃至政府官员家庭财产透明的呼声不绝于耳。

公开性、透明性被人们认为是治疗各种社会弊病尤其是官员腐败的良药。于是，作为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