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震撼了全世界。对“市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知识界和决策圈对第三波民主化最为突出的回应。“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被广泛讨论，以至于《自由的条件》一书的作者Ernest Gellner 称其已变为“一个口号”^[1]。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学者、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民间活动家以及民运组织都在试图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的性质和边界、市民社会如何为巩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起积极作用，以及为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种种条件。然而，在多数转型社会中，比上述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飞速发展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何种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发展（不）会导致社会不安？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两个亚洲案例的研究，揭示市民社会（NGO 和工会等）的发展与社会不安（social unrest，包括工人和学生的暴力抗议等）之间的潜在关系。

二 市民社会研究：历史与现状

市民社会概念的复兴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期的波兰。当时波兰的知识先锋们运用这一概念来组织民众对抗极权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同时见证了极权主义的衰落和市民社会讨论的兴起。总的来说，有四个原因促成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首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革使包括工会组织、异见分子、教会等在内的市民组织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有可能成为抵抗政府的有效资源。

其次，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非政府组织”是对跨国的重大问题，如环境、人口、妇女地位、人权及裁军等的回应。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虽然存在，却很难引起普遍注意。

再次，市民社会概念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批评了政府的滥权，也不纵容市场的无度，因此左右两翼人士都能从中找到各自所需。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验使左派清醒过来，他们看到政府集权行为的局限性，并开始认识到，自愿性组织是保证公民契约的实施以及促进公共计划的另一选择。文化保守主义者则看到市场的非道德化及其对社会制度的腐蚀性作用，故此也把目光转向志愿性组织，认为后者乃是稳定和美德之源。

最后，市民社会概念是对充斥于先进工业社会中的焦虑的回应。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社会中，社会化、团结以及活跃的公民组织所赖以存活的传统资源现在变得空前贫乏。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球：渐趋式微的美国社会资本》^[2]一文切中要害地触及这个问题，引燃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经验以及政治涵义的讨论，至今仍未见衰退迹象。

总的来说，市民社会讨论集中关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市民社会的定义、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促进民主和巩固民主中的角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虽然不能直接为本研究提供答案，但却极有助益。

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边界。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主理论家之一，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对于国家，它具有自愿性、自发性，（很大程度上）自我支持性以及自动性，它受法律规则或一系列共同同意的规则的约束……市民社会是居于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中介实体”^[3]。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及他的同事则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办法来表述：市民社会是“一个人们进行社会和政治互动，免于国家的控制或规约的社会”^[4]。以上两者都是从市民社会—国家两分法出发来定义市民社会的。

怀特（Gordon White）的定义与前述两者有着微妙的区别。他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处于国家和其他社会基础之间的中间协作领域”^[5]。其他学者则试图从厘清市民社会的边界和成分的角度来做出定义。Michael W.Foley 和 Bob Edwards 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私人的、志愿性团体组成的领域”^[6]，而William A. Galston 相反地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具有非私人性的集体行动组成的领域，它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诱导的而非迫使的”^[7]。Jaeyeol Yee 则基于亚洲的特殊背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系列包容尤其在涉及公民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分化利益的制度”^[8]。

与市民社会定义有关的争论点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角色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志愿性的独立部门的同义词，从而认为市民社会也是文明的同义词。与此不同，Michael W. Foley 认为这一部门不能等同于市民社会。Thomas Carothers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