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主题下展开的。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不仅给这个社会以生机和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逻辑，其中，1992年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决定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经济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交往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而要求上层建筑在观念、制度与组织上做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直接动力来自于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这种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革命性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政治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即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转型。然而，对于中国政治形态发生这种革命性转型的本质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为此，本文想从建立现代国家的维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 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马克思的理论

对于近代人类社会发展史，马克思有过一个总结性的概括：“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这个概括有两层含义：其一，164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虽然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但是，它们所开创的新时代，却不仅仅是英国的或法国的新时代，而是整个世界的新时代；其二，1789年的革命与1648年的革命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但是不是简单的历史递进关系，因为，它们共同完成了“新社会制度”的诞生，而这种“新社会制度”，不仅包括“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新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制度。^[1]基于这两层含义，我们基本上可以把1648年的英国革命看作是催生“现代社会”的革命；而把1789年的法国革命看作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革命，黑格尔（G.W.F.Hegel）就指出：法国大革命“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讲到它的外界的分布，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或者以军事战胜的方式，或者明白地推行到了各该国的政治生活中。”^[2]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这个“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中，“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却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所达到的新境界。所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来讲，“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所标志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而是人类在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现代化的发展，逐渐告别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

马克思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换句话说，国家、社会本质上都是“人的世界”，它们在根本上取决于构成国家或社会的人。人是具体的，人的生产活动，不仅使人区别于动物，而且开创了人类的历史。人的生产活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在不断的生产活动中创造历史的，而这种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人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直接取决于人驾驭、控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取决于现实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与发展。所以，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动力不是来自精神、观念，而是来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基于现实的生产发展所形成的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将依次体现为三种社会形态的递进：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人处在各种“人的从属关系”之中的社会形态，“人的从属关系”体现为血缘关系、人身隶属和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从属关系中，个人没有自由；第二种社会形态是人获得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之所以在这种形态中人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的”，即以接受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物的力量统治为基础的，然而，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形态来说，这种独立性使人摆脱了“人的从属关系”。第三种社会形态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