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是由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所导致的“冷战”的结束。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经历了“八九风波”之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基本上保持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这一“奇迹”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不管人们站在何种立场、从何种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也不管人们怎样解释和评价中国所采取的改革政策和策略，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中国已经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如何解释中国的巨大变化？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我认为，只承认中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不承认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民主的政治改革，这既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无法解释中国已经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现在经济的增长指标上，人们的富裕程度上，更重要的是发生在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上，发生在人们的观念和公民权利的享有上。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相应的变化，则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通常是不可能的”，^[1]只不过是这种深层次变化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变革不像经济变化那样明显罢了。正如有的学者（Andrew Walder）所指出的，这是一场“由内部产生的悄悄的革命”（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2]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作法，以及9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与80年代的改革相比较呈现出哪些特点。历史是连续的，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在本文第一部分，对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做了简要的回顾。本文第二部分对90年代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做了文献上的梳理，并概括分析了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三部分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展望。

一 九十年代前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简要回顾

自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已持续了二十余年。要解释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对前十年的改革做一下简要的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开始，启动了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从当时提出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历史背景和认识基础看，建国已近三十年中国依然贫穷落后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搞阶级斗争，国家工作重心一直没有放在经济工作上来。^[3]正是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对过去三十年忽视经济工作的认识，决定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初是以要“搞活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换句话说，最初提出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对象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管理”体制。

然而，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在面对的种种阻力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党政不分、党企（政企）不分、党事（政事）不分、党群（政群）不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体制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等体制都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国家化和行政化，或者说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附属物，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政治体制的束缚，已经变得很有限”^[4]。这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所以，要“搞活经济”就必须冲破传统的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束缚。另一方面，针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社会开展了批判性反思活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集中到一点就是政治权威是“神”还是“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又直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仅深刻地批判了过去把政治领导人“神化”的做法，使政治权威从“神坛”走向“民间”，更重要的它直接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从改革之初的“白猫黑猫”论到后来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