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发端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反思，发生在全球化浪潮起伏跌宕、风云变幻的时期，面向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处于高速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相伴生的是因为“文革”的冲击而把经济利益作为主导价值诉求、政治兴趣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得以初步分离，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肯定和强化，公民社会正在孕育成长，体制外的民主因素开始萌动，体制内的民主因素被逐步激活。这一切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负重与希望，也塑造和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技巧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解读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不可不察。

一 在方式上：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发展之中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显然，他将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目标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并采取了“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来，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即“寓政治发展于经济改革之中”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为了避免党内极“左”思潮的竭力阻挠，又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要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发展，而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与挑战中，采取的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3]

1.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是治国手段的重要更新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由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革命党的政治思维的错位^[4]，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酿成“文革”十年浩劫。这是因为毛泽东以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逻辑起点的治国理论过分重视生产关系，^[5]“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6]致使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论，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从而导致“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失误。

邓小平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中突出了生产力问题，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7]并把经济建设上升到治国手段上来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8]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9]的政治智慧是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的根本超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共十六大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三个代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的理论，对保证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这一历史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中国改革全局切入点的战略权衡

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来看：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周期长、见效慢，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全局性利益格局大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甚至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因此隐藏着诸多不稳定性，充满着变数和不可预期因素；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周期短、见效快，通过对生产方式的革新能够迅速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实现全社会的共赢，因此具有稳定、持续、长效性。

从社会心态来看：经历了“文革”后，中国的社会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保持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主题无疑之中与社会厌恶政治的心态相悖，而将其寓于更符合社会心态和需求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显然是一种既可对社会需求作出积极回应，也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因此，邓小平远见卓识地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