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失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法国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贝尔纳·夏斯旺在其所著的《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就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经济改革过程中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社会主义体制在历史上曾显示出它的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它的可改革性。它的历史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不能克服的大危机，不像‘传统的’资本主义那样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许多次危机，虽说真的并非不存在动荡。这种调整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是由政治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而造成的体制僵化及‘自下而上的’体制或组织革新的冻结。这种叠瓦状的体制基石表明，政治变革日趋激烈进而对一党制提出质疑，对体制的解体具有强烈的影响。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未曾触及现存的政治组织，体制调整和激进改革一样，实际上对改革并因此对真正积极的变化保持了一种根本的限制。”^[1]在贝尔纳·夏斯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有两点是重要的：第一，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中“制度基石”内在的紧张关系，即“国有制”和“一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2]第二，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缺乏“自下而上的”反馈体制，说得更明白是缺乏“组织创新”，特别是政治组织创新。贝尔纳·夏斯旺还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用他的话来说，即“冻结”。

“冻结”一词表达了这位比较经济学家意识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路径闭锁”。社会主义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造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分离，将政治体制改革排除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之外，不触及“现存的政治组织”，不进行“政治体制”调整，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的“变革”和“真正积极的变化”。伴随着这种“路径闭锁”，政治变革呈现出一个日趋激烈的过程，直到向共产党一党制提出质疑，进而促使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溃。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路径闭锁”而发生剧变甚至解体，同前苏联和东欧有同样制度的中国是否摆脱了“路径闭锁”的困境，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之路，值得我们深思。

二 基层民主优先突破与宪政民主相对滞后

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改革路径同前苏联和东欧是一样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不同仅在于速度不同，即中国是渐进式的，前苏联和东欧是激进式的；还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改革路径同前苏联和东欧选择差异在于处理政治同经济的关系不同，即中国选择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前苏联和东欧选择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优先，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既然是改革路径相似，强调速度和选择的差异也就没有实质意义。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一直都在避免走前苏联和东欧改革同样的道路，追求中国特色，特别是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似乎昭示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的道路。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有领导的民主秩序”构想，有意识地选择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路径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198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要抓两头，上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下面，基层实行直接民主，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事，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自己决定，上下结合，就会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3]彭真所说的“上面”基本上属于宪政民主范畴，而“下面”是指基层民主。人大民主的本质是宪政民主，其运行机制是议会机制；基层民主的本质是公民民主，其运行机制是公民自治机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运行机制是人大机制和自治机制的有机结合。人大机制是从政治的宏观层面而言，它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的方向；自治机制是从政治的微观层面来说的，涉及公民个人及公民团体发展的根本保障，简而言之，这关系到有没有公民政治。只有存在微观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才可能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