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省部级政府高官腐败呈明显上升趋势。在1978年以前，因为贪污受贿腐败问题而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一个没有。^[1]80年代后，查处省部级政府腐败高官的帷幕拉开。第一个被查处的是原商业部部长王磊。1980年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付费用，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批评。第一个因腐败受刑事处罚的省部级政府高官是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7年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依法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第一个因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政府高官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胡长清因受贿罪、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2003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一年中就有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13名省部级政府高官被查处。

从24年前一个政府部长只是因为吃喝被查处，到今天省部级政府高官被处极刑，甚至一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腐败政府高官就达13名之多。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在这里我们以80年代后被处以刑罚的23名省部级政府高官^[2]为案例，分析中国政府腐败高官的特征。

受贿罪是主要罪名

从统计的这23个案例中可见，受贿罪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高官腐败的主要罪名。23人中有21人是因为受贿罪被处于刑罚的，占91.3%，并有3人同时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他罪名是徇私舞弊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行贿罪、贪污罪。

表1 省部级政府腐败高官罪名统计表

续表1

续表1

在这21个受贿案件中，受贿金额最高的达到4109万余元。一千万元以上的2例，五百万元以上4例，一百万元以上5例，一百万元以下的10例。可以说，受贿金额巨大是省部级政府高官腐败的主要特征。

在这21个受贿案件中，可以统计受贿次数的有4例。胡长清90次、刘知炳53次、潘广田31次、李纪周5次。仅从这一角度看，胡长清仍然是贪官之最。

贪官受贿物主要是现金。成克杰一次受贿金额最高可以达到2000万元。成克杰受贿的特点与胡长清不同，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次数很少。这反映出成克杰贪婪而谨慎，胡长清贪婪而放肆。除了现金外，名牌手表，比如劳力士：艺术品，比如金丝如意、翡翠摆件；以及黄金钻戒、高级音响等贵重物品也是重要的受贿物。

为行贿人牟取何种利益

按照中国法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

贪婪索贿的典型是丛福奎。检察机关指控，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间，丛福奎利用职务便利，以做佛事、善事等名义多次索取、非法收受4名私营企业主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936万余元。

索贿并不是政府高官腐败的常见方式，这当然并非是因为“不好意思”，主要是没有必要。由于政府高官掌控着巨大的权力，更多的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行贿人的贿赂。行贿人对行贿对象察言观色的投其所好，目的就是为了租用其权力，而获得利益。

表2 省部级政府腐败高官为行贿人谋取何利益统计表

从统计表2看，涉及的领域有14项：协调贷款、承揽工程、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干预涉嫌走私犯罪的查处、干部职务晋升、减免税费、建保税仓、干预法院审理案件、申领往返港澳地区通行证、成立合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非法集资、申请外汇额度、推销商品。相对比较集中的是前5项。尤其是协调贷款，23人中就有10人因此而受贿，成为导致政府高官高频率腐败行为的最重要领域。

这14项重要的寻租对象，绝大部分是属于经济领域，只有干部职务晋升是典型的政治领域问题。这反映出中国政府高官腐败行为大多数采取以政治权力换取经济财富的形式。像以财求官，采取以经济财富换取政治权力的腐败行为方式，在政府高官中虽然还不是最普遍的腐败行为方式，但已经相当严重。

胡长清曾经为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8万元。成克杰曾经受贿27万元，将一个副县长提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以财求官最直接的结果是产生集团腐败现象。“慕马大案”涉及百余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