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包含着价值基础、规制保证和治理操作三类主要指标的复杂治理体系，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念导向的作用。因此，从价值基础的视角考察分析全球治理，就成为我们了解、设计、建构和推进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所显现的实际状态来看，全球治理价值远远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各民族—国家自有渊源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的成为支持或瓦解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

一 事实与价值的疏离

全球治理是20世纪后期一个吸引人们广泛关注的现象。这种关注，既是因为它确实存在于国际社会的运作过程之中，也是因为它受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共同的自觉阐释，而国际学术界也给予全球治理以积极的、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建构。这是相互关联着的三个方面。

就第一个方面讲，对全球治理的现象描述，是主导全球治理论说的话语方式。这一论说试图给人们提供一个“什么是全球治理”的答案。无疑，全球治理在当然的意义上，是一个基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间的一个共同治理体系。所以有学者将它定义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定义，至少满足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全球治理这一问题解释的几个基本预期。从全球治理的范围来说，它是超越各自有其主权诉求、利益差异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围，因而具有地域上的“全球化”蕴涵。从全球治理是一个“治理”而不是“统治”的定位上讲，它强调了全球治理诉诸国际规制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制度特点。它是“没有政府的治理”。从全球治理是一个全球社会协作而保持的秩序化状态看，它给人们明确了全球治理乃是多方积极介入、共同努力的一个治理过程和秩序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求的全球经济治理，给予这一论证以有力的证明。尤其是1998年前后的金融风暴及其治理，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中的秩序及其达成条件，在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社会中得到的治理资源是多么重要。至于建立在全球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国际组织的普遍生长，更是证明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国际现象不能被人们忽视。

全球治理受到政治家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各国政治家、全球精英对于全球治理的明确表态，体现出全球治理的政治精英认同。诸如美、英、德、法等国的政治家，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对于“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申述，都显现出发达国家政治家对于治理的积极推进。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呼吁的国际事务的民主治理，则反映了欠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愿望。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全球精英组织起来，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机构，比如1992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这个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之家》行动纲领，很好地代表了这方面的动向。国际学术界具有一种对国际社会变迁敏锐反应的能力。在全球治理刚刚展开之际，思想家们就出版了专门的著作，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意义广泛的阐释，使得全球治理的复杂含义得以凸显。

但是，全球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全球治理的描述、勾画和期待，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从构成全球治理的三个界面——价值、规制与操作来看，全球治理都还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尤其是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的精神基础——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来讲，全球治理的现实进展与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矛盾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在全球治理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之际，就已经是在一种悖论的状态中形成的。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全球治理的价值冲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迅速表现出来。相信在全球治理的进展中，要形成全球认同的全球治理价值共识，还是一个难于达成的远期价值目标。这就是一个关乎全球治理价值共识的事实与价值的矛盾。

断定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尚未建构起来是容易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全球治理价值共识为何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进程相脱离，则是一个相对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