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列为新型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1]，推进改革和发展。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保证，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形成勤政为民、踏实苦干的浓厚风气”^[2]。因此，科学发展观对创新政绩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上，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而加快改进和完善现行干部人事制度，转变原有的政绩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 科学发展观对政绩评价创新提出了要求

政绩，指官员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3]也就是干部在其职位上为履行与其职务相称的职责而实施领导行为所形成的业绩。而现实政绩评价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凸现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对政府运行成本的核算严重缺失；忽视对政府官员的能力做出评价；对行政道德价值有所背离。^[4]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提到：“现在一些不正确的政绩观及其表现，许多与我们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有关。”本文认为，导致政绩评价偏差的“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之一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表现为压力型体制。

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种评价体系，它依靠各级行政组织自上而下下达各种指标任务，并靠各级行政组织从上到下根据这些指标任务来考核选拔干部。^[5]从本质上讲，压力型体制是中央集权体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中的延伸，它往往表现为用上级下达的目标或指标来驱动政治过程。随着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特别是当发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自上而下地，经济产值和增长速度成为政绩评价中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经济增长这个中心展开。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中，上级的评价指标如同指挥棒，它决定着官员的仕途，容易导致官员产生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行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带来压力型体制的松动与消解，这主要体现在：

1.压力型体制无法胜任科学发展观综合协调发展的要求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很早就在理论上和战略上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在具体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却受到“增长第一”观念的束缚。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自觉不自觉地被作为衡量增长和发展最主要的尺度，而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被放到次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提出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6]作为发展的总体目标，科学发展观则要落实十六大精神，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新的国家政治的基本方略，代表国家的发展方向，它并非只是政府提出的一个理念，并不是一个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的策略，而是针对一个社会的整体而言的。这样的发展观不可能通过人为设计来实现，不可能通过设置一套面面俱到的指标自上而下地实现，它只能通过市场、公众、社会、政府等要素相互作用来实现。当然，“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7]政府在实现科学发展观中的作用是使这一过程有序地进行，与市场、公众、社会等要素进行良性互动，并按照这种理念的要求提供所有公共服务。科学发展观要求为政府设立边界，使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等方面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限制，并接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这实际上是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领导干部靠原有的管理方式难以胜任这一要求，因此只有改变压力型体制，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压力型体制无法胜任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