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热点集中在民国史领域

2000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无明显的热点，晚清政治史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呈弱化趋势。

晚清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一书值得重视。该书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晚清人脉关系、晚清教育行政体制和学务的发展以及中学和西学的传承等几个方面，对学部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1905年学部的设立，是晚清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和新政变革的重要一环，它的问世不但显现了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而且为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其诞生的历程和运作及其复杂的人脉关系，典型地反映了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和曲折。作者指出学部作为清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新旧、官民、中外等矛盾冲突激化，危及统治秩序之际，往往牺牲科学规律以顺从朝廷意旨，结果使得其所作所为虽然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教育和社会变动产生深刻影响，但找不到自身的新生之路，成为清王朝的殉葬品^[1]。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论文较往年明显增加，有些省份还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已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计有3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义和团爆发的原因进行重新探讨。周育民从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探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件”与戊戌政变以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崛起的一股新的政治集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的疯狂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戊戌政变以后的“废立”阴谋，使以刚毅、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在废立的阴谋屡遭挫折之后，“大阿哥党”出于本派系的私利对列强干预废立阴谋的嫉恨，采取支持义和团的政策，褒奖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导致义和团大举入京，京畿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最后招致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镇压。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在如何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正义的反帝斗争中的“失误”，总是由统治者们的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2]。喻大华分析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和直隶总督裕禄等人的态度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枝强干弱的晚清，直隶、山东督抚对义和团的态度、政策不仅影响着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对义和团的决策^[3]。

2000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热点集中在民国史领域。

（一）战后中国史研究成为热点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与第六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朱宗震、陶文钊著），是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两卷^[4]。《中华民国史》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得到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此次出版的两卷，涵盖时间为1945年至1949年，大致以1947年年中，国民党由攻转守、中共由守转攻为分界，叙述了自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这一段时期的民国历史。作者广泛利用了国内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对战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真实地再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动员等方面进行较量的复杂历史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走向总崩溃的历史原因。作者叙述了此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其各种联系，从而揭示了此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其主线。两卷书排比运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献资料，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又有对历史发展的求实评价。《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六卷的出版，是本年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对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对一般读者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进程亦有帮助。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的不同考量与抉择，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变化的重要原因。汪朝光的《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邓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和王永祥、秦立海的《美苏对华时局干预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关系初探》等论文^[5]，分别探讨了国、共两党在1946年前后对战后中国前途的抉择，以及美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