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全面的小康也是尽可能地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小康。因此，调控居民收入差距，尽可能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一部分人率先富裕的示范下，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1.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城镇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者集中，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使各个阶层的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差别。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制约，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有消费欲望但无力消费。这种现象的综合结果将是全社会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并在一定条件下引发通货紧缩和消费需求疲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受到需求约束，而消费需求是初始需求，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到2020年GDP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必须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显然，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必须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不仅是高收入者的能量。

2.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导致社会秩序丧失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其中就涉及“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归根结底要有完善的法制和民主，但也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恰当的收入差距。在社会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社会秩序的丧失。其主要影响途径有。

第一，改革增加了流动性（包括人的流动性和信息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非常容易增强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并可能增加对这种差距的不满，从而危害社会稳定。同时，市场经济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受到怀疑，而且让人们看到了更为合理的分配方式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人们往往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增加自己的福利。但改革现有分配方式就会触动现有分配规则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也意味着新观念流动性的增强必然会使悬殊的收入差距变成社会动乱的导火线。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社会转型将会创造出比现有分配方式更合理的分配方式来，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帕累托改进。但从短期来看，改革、增长的后果又往往容易扩大收入差距，改革和增长的好处往往只集中于一部分人手中，另一部分人却可能要蒙受损失。虽然有人认为改革可以是卡尔多改进，即改革让一部分人增加的收入比另一部分人损失的收入更多，并可以对因改革而受损的人进行补偿，使最后的社会总福利增加。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的结果，往往只是贫困人口大增，而收入再分配却很难。更要命的是，转型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增长还会经常伴随通货膨胀，进一步使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20多年中迅速出现的，因而对中国来说，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国家的居民通常出生后就面临着特定的收入差距，对一个人来说它是既定的环境。但在我国却不同，在短短的20多年中，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迥然不同的年代，从而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