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过去几年，尤其是在地方、国家和欧洲的政策发展框架内，文化产业的界定已经成为热烈讨论的主题。这种讨论却很令人灰心，因为虽然人们对该主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但目前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或政策模型可资利用。在欧洲，各种关于该主题的研讨会也很让人失望，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修辞性的，人们无法比较由最缺乏想像力的经验主义所做的定义。从完全找不到欧共体关于该主题的政策文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概念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不确定性。文化产业的政策框架确实体现了组织和管理的真实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很多都来源于概念和定义，而且也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角色的深刻变化。

事实上，这些变化表明，围绕文化产业含义的争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们更多地是从修辞而不是概念分析上来对待这些含义，政策争论主要还是立场之争。在争论很快转向文化“价值”——在理解“价值”的经济、社会和审美含义之间不停地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削减预算压力的不断增长，围绕着文化“价值”和“利益”的讨论已经成为公共基金艺术与文化领域内的主题。关于文化外部利益的主张在力图将艺术与文化归结为其功能性价值方面遇到了同样激烈的抨击。很明显，这些争议的重要性和轨迹通常反映着不同国家/地区从属性体制所面临的不同结构、优先权和限制。虽然我们不想否认需要文化/艺术争论，也不想否认包含更多真正政治问题的修辞，但我们还是有回顾整个文化产业问题的必要性。这不是“好事情”，也不是“坏事情”，但它关系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某些根本性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或抨击这些变化，好像它们只是那些要削减国家文化预算的庸俗官僚的工作。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寻求一种替代，其中，围绕着文化产业的概念争论要超越其自身争端和统计冲突，虽然这些冲突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更广泛变化。这里，我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地方和城市背景，强调小企业而不是庞大的国有/跨国公司的作用。最后，关于地方文化产业战略我也会提出一些看法。

二 作为政策的文化产业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产业观念是受牵涉其中的政策框架驱动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这一论题的学术著作一直倾向于追随阿多诺（Adorno），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众消费文化商品的文化和社会含义上。这种观念总是由城市和其他机构学术工作之外的“知识中介”推动的。这些“知识中介”包括各种各样被称做“顾问”的团体，以及规范学术领域之外的学术工作。就其自身而言，这是有趣的，但也绝对是件坏事。然而，它意味着人们是从其指导统计规范的实际能力来理解城市“定义”的。由城市权威授权的庞大“计划文件”当然要满足用确凿事实支持争论的需要；但是，这种对统计的强调已经与一系列关于艺术与文化“外部利益”的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更广泛地试图理解作为一个部门的文化产业完整含义和动力的一部分。尽管人们力图建立新的政策模型，但理解力还是经常被关于艺术与文化的统计和经济价值讨论所取代。

在最近5年里，人们对“文化”问题兴趣的不断增长，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议事日程。在众多同主题的欧洲会议上，我们也能看出类似的趋向——讨论很快便只局限于艺术群体之内，以及艺术“价值”与文化不可避免地指向外部，而它们是可以依次统计的。

这种关于文化产业的统计争论通常涉及就业水平、劳动力市场、培训需要，以及国家、地区和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分配。这里存在着三个周期性发生的问题。第一，不同国家收集的这些领域的统计数据是有差异的，很难做出比较，也让人失望。许多不同主题在这一点上都是真实的。而在这里尤为真实，因为在关于我们能否衡量“艺术家”、“旅游”、“传统”，或“辅助”工人，或“创造性”，或“再生产”等问题上存在着差异。第二，就业统计是基于过时的产业和职业分类，因此，收集的数据不可避免地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也存在着遗漏，“文化”工作则分散和隐藏于这些广泛的分类之中。不同国家组织、分析这些就业数据的差异构成了一系列的困难。第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概念框架中“工作”、“技能”和“职业”——事实上是整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