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要

我首先简要介绍我的背景和专业兴趣，以及我对为这个研讨会的简要汇报的认识。

我学的专业是社会学。我对于文化政策的兴趣构成了我对于文化社会学，特别是对于体现当代社会特点的政府运作过程中集中反映出的多层次多角度问题的方法的一系列更广泛兴趣的一部分。就这些更广泛的兴趣而言，我直接关注的文化政策中的特定领域，包括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政策、文化统计学——特别是与文化参与形式及其对文化包容性（cultural inclusion）问题的影响；文化多样性；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是就原住居民而言。然而，这些特别的兴趣是在我作为以文化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格里菲斯大学的文化政策研究院、政府资助的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体政策中心，以及目前的Pavis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参与文化政策的总体研究时确定的。

至于对我自己简要汇报的解释，让我很快地谈几点意见。第一，我认为把简要介绍拓宽一点很重要——尽管我肯定是用组办者希望的方式，在艺术与文化产业之外还包括媒体（包括在这个趋同时代中的电讯行业），而媒体在所有类型的艺术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现在受中央影响，已达到了如果没有更宽广的媒体和通讯环境知识的话，任何对艺术与文化产业的研究都没有意义的程度。但是，随后，在拓宽之后，我想把它集中回来，只重点考察与文化政策关切点相关的、与艺术、文化和媒体产业有关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方法），与政府力求（通过一系列专门设置的机构：文化或通讯部、文化遗产部、艺术委员会等）提供、调节和管理文化资源及其为了多元化（经济发展、社会正义、生活质量、城市发展）目的而被使用的方法有关的研究。

第二，尽管从所给的时间和我知识的局限性的角度看，我将——与其说是决定，不如说是需要——给出的这幅图画将会是相当粗线条的，只表示我所认为更加重要的总的趋势的一部分，要依靠其他更专业的人士提供必要的纹理和色彩，当然还有他们本专业或本国的具体情况。说了这些，即便是在欧洲背景下，宽泛方法仍然有其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直接限定它们，以承认涉及指导艺术、媒体和文化政策、它们所要指向的目的，以及两者对于研究和评估的影响等背景性因素（比如公民性概念与法律环境）的重要的而且在某些领域绝对是根本性的国家间的差别，那么要进行概括是很困难的。这些差距的影响同样因为各国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纯粹”和“应用”研究之间界面种类的差别而复杂起来。接着，这就涉及可能被证明是更重要的，如果明显的话，在未来两天将呈现出来的欧美背景之间的对比焦点（points of contrast）——也就是欧洲更加按国家分割开的不同情景。

第三，我选择解析而不是经验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不是描述各家研究机构的工作（这本身可以作为单独的课题），而是瞄准普遍的模式和趋势——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这与其说是一张单子还不如说是一家之言。

第四，作为我自己和研讨会聚焦的一种途径，我觉得用最初提出的前三个主要问题来个组织我的讲稿，可能会有好处：

发生了什么？这里我重点放在艺术、文化和媒体——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关切的不同的研究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向什么方向发展？我的重点是确定文献中明显的重点问题。

差别在那里？我会通过阐述某些更明显的研究如何反映现存研究的制度安排，试图把我对于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放到一起来考察。

二 发生了什么

要说的第一件事是：25年来，作为对艺术、文化和媒体产业政策导向的研究，发生的事太多，而且肯定比曾经有过的要多——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在上升，文化政策问题与社会政策问题之间的相互渗透更加密切，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文化问题在公开学术辩论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围绕着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论、文化与民族特征等）。参与研究的机构的性质虽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是，也要允许有例外，欧洲的相关机构如下。

①直接参与艺术、文化与媒体政策的规划和执行的机构——艺术委员会、文化与通讯部、文化遗产组织等。从重点看，这些都是相当具体而且务实的机构，主要集中于短期或中期目标，目的是帮助把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