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现代信息社会可以看做是被信息科技革命和全球信息系统发展所改变了的社会。这是由知识和学习构成的社会，其中知识是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可以说是被新技能和科技的潜在形式有效地转化成快速发展的经济活动的社会，其中新经济按照变化的规则发生作用。

然而，我们仍可以添加另外一个相关方面。我们可以把现代信息社会理解为通过不同传媒的持续努力，而使我们对他们所做生意的信息感兴趣的社会。当今社会的人们不断地被极具吸引力和技巧性的视听符号狂轰乱炸着。比如有些广告，如果我们选择按照它们的商业信息中建议的方式来花费我们的时间、金钱和力气，它们就承诺满足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需求。在传媒的帮助下，我们也在构筑着有关现实的图画。然而，要明显地区分现实和被传媒宣传设计和不断强调出来的想像，却变得极其困难。

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把现代信息社会理解为传媒社会，或者，如果我们想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里引述的词语，就是“真实存在”的社会。从法兰克福派的批判理论家们（阿多诺、马尔库塞）开始，到莫塞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普斯特曼的著作，一直到更多的当代学术论著，在现代社会的公众层面，一直有着使这种转变在社会科学方面理论化的悠久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家也影响了卡斯特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系统社会》的第五章里看到（Castells，2000，pp.355～406）。

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最基本的科技创新开始，依据它们不同的商业应用和面向经济密集化增长的全面运动而继续发展。新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由信息收集、传送科技的发展，转向在这些科学技术帮助下生产和传播出的内容上来。在这个阶段，最大的增长期望是从信息技术产业转向传媒和文化产业。

二 转型中的全球媒体经济

在过去的十年里，发达工业国家的媒体都被出版和视听传媒所控制。20世纪，在每一个国家，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杂志和出版公司的数量都在急剧上升。视听传媒除了被制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娱乐和文化产品的公司所控制，还特别地被一些公共和私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控制。比如，一些国家的主要报纸，像丹麦的《贝林时报》（Berlingske Tidende），英国的《时代》以及瑞士的《新苏黎世报》（Neue Zurcher Zeitung）等，以及著名的电视直播员和电视节目，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手段，对于营造共同分享、身份清晰的公众层面起着一个中心的作用。

印刷传媒在大多数国家被私人出版公司控制，然而，尤其在很多西欧国家，公共所有的广播公司负责给市民提供电视和广播节目以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在形势紧急时期，这种公共服务的提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在正常时期，公共的电视和广播也是确保市民通过这些传媒得到客观信息和高水平文化节目的一种方式。

在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引导传媒走向商业化。例如，在一些西欧国家，电视广告最近才被解禁。关于在电视中播放性和暴力的内容方面，统一的行为规范也发展起来了。在统一的电视节目方面，欧盟也就最小份额做了规定。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部分传媒和娱乐产业是国际化的。比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好莱坞就控制着电影产业。美国的电视剧自20世纪50年代就传遍整个世界，像路透社这样的大新闻机构在全世界开展它们的服务业务。但是，基本说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媒产业，被少数几个有着超出它们经济范围的实力的商界巨头控制着。在这一方面，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或是比它再早一些的美国的伦道夫·赫斯特（Randolph Hurst）是最有名的。

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全球传媒产业有着加剧集中和世界化的倾向。主要的国家媒体大都通过兼并和收购来减少独立传媒的数量，以此来加强它们自身的力量。国有化的媒体正在不断地出版从国外购买的资料或是使已经成型的国际项目地方化，许多地方性的报纸和传媒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读者、订阅者和广告。即使幸存下来的也要越来越依赖大的传媒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同时，许多大公司也已经开始从外面购买它们的节目资源，这样，内容服务中的一个基本部分便由这些大公司自己生产转为从独立生产者手中购买得到。

目前，国际传媒市场被华纳时代、迪斯尼、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