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制定文化政策时，人们对地方（和农村发展）以及城市发展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国际上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区域发展问题往往分化成经济发展战略，把既作为社区文化发展又作为区域艺术发展的文化和社区发展战略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城市发展问题在宣称要“调和”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推广“有创造力的”城市的文化规划框架内被逐步理顺。

双方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肯定的。他们都强调文化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相互依存”的。双方都强调规划的中心地位，并认为文化是如此重要，不能将它交给“文化代理机构”。双方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有关“发展的文化政策”政府间会议的主要精神，即他们都承认发展的文化特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正在“维护和提高文化个性”，都推行一种“正在扩大的”“参与文化生活”。双方都强调可持续性、个性以及社区文化和人力资源的良好流动性。他们都把文化发展看做更加广阔的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复兴的手段。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在农村和地方方面，重点首先是社会和发展问题。这与社区发展有关。它必然把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在社会资本、社区能力建设、社区艺术以及社区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讨论，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在澳大利亚，对于农业危机、某些农村人口减少以及随着合理化改革和全球化到来银行业和其他服务日渐减少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政府和政治党派长久以来对农村社区看法的问题，这些重心已经发展成既是务实的倾向于社会的，又是政治的应对措施。他们对农村社区和乡村发展的观点总是狭隘地强调“产业”——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园艺、大面积耕种、羊毛、养牛、矿业等“第一产业”，其后才讨论位置、社区健康、福利、生活质量，以及这些产业的发展命运等问题。因此，在《地方森林协议》和乳制品产业解除管制的双重影响下，澳大利亚社区文化发展激励措施可能含有一些鼓励政策，帮助那些以砍伐和收购木材以及乳制品生产为主的社区向“新工作”以及伐木和挤奶可能将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从而使失业率大大提高的社区转变。

其次，双方关注的主体几乎是相反的。在此，规划的重点也可能是“创意或文化产业”的“产业”可能性。文化规划此时起着关键的作用。人们期望它能协调文化活动和“地方”的接纳能力，并通过调整融资手段和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培养接受能力，使个人和组织更加关心。但是它还关系到发展战略，以挖掘文化和创意的产业模式下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协同效应。不论是在“创意城市”的思想领域还是在实际推广中，规划者关心的是设计和组织有利于文化和有创造力的产业发展的环境。这一点很重要，以致最近一本关于文化规划的书认为它完全是一种城市设计体验。它不仅使文化成为核心，还在这个过程中使文化成为“全体政府”关注的目标——“联合”政府的一种演练。

一 城市文化规划

利亚·吉拉尔迪（Lia Ghilardi）最近在欧洲理事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文化规划是一种“文化政策新思路”，有望带来一种“更综合的当代城市环境文化发展思路”（Ghilardi，2001，p.116）。正如吉拉尔迪最近指出的：文化规划通过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和其他方面连接起来，在为整个当地社区创造发展机会方面发挥着推动作用。这是一个规划冲突，涉及艺术、媒体、文化遗产、体育、休闲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文化规划正在改变政策制定所期待的种种后果，并可能正在把积极发展的（思路）传播到更大的范围。正如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2001，p.50）所主张的，这些（规划）越是相互渗透，相互了解，文化政策越有可能给更广泛的选区居民带来一系列不同的影响。这种思维游离于注重支持常规和创作特殊艺术形式的“传统”文化政策之外，反过来，从特定地点、空间和地域的文化和非文化形式的更大爱好方面思考问题。这就是“文化产业”、“文化遗产”和“创造性”在邻里、城市、地方和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针对城市改造以及文化和休闲地带开发的规划，通常会把不同文化和休闲领域组合成互补和协同的关系。

从这方面看，文化政策的制定正在变成从整体上振兴“市区”和城市的更大规划的一部分。在这种冲突中，文化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都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