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意义

文化总是意义的交换。没有纯粹的物质交换；商品的生产不但是与文化意义相连的，而且是有意识地相连的。一方面，商品中的物质成分在知识的帮助下出售，另一方面，知识的出售又与物质实体相联系。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中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上述这个过程正使物质与精神彼此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意义又从何而来呢？一些学者认为，会讲故事是人类的生存之道。人类具有叙事的特性。而故事创造了意义。人们在各自的社会里学习叙事的方法和传统。同样类型的故事是共同感觉的界面，同时也是交流的前提条件。通过叙事，我们从生活的混沌状态中划出了一小片天地。通过叙事，我们创造了个人和民族的身份。通过叙事，我们寻求减轻人类存在的痛苦。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意义与故事的交换之上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说过：

人类总是故事的叙述者。他总是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之中。他也总是通过这些故事看到他遭遇到的一切并且试图在重述这些故事中生活。

二 作为文化意义交换的消费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消费是意义的消费。在传统社会里，消费新习惯和新模式经由上层阶级形成。一旦下层阶级接受了这种消费模式，上层阶级为使自己区别于大众就要再创造出一种新习惯和新模式。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检视了中产阶级作为意义的调停者的角色。中产阶级就像一个双向的过滤器：一方面，通过这个过滤器，知识界的风格得以传播；另一方面，这个过滤器又提升了流行文化和边缘文化现象，使其得以与高层文化并存。而在后现代社会，传统的文化影响样式已崩溃，并且影响方式也向着相反方向发展，即低层文化影响着高层文化。

丽莎·尤斯塔罗（Liisa Uusitalo）曾分析过文化的“市场满足”和市场的“文化满足”。她由此看出了双向的发展：一方面，很明显，“高层”文化正变得日益商业化和日常化，另一方面，文化意义也侵入日常用品的生产之中。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构成了后现代社会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里，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要以经济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概念来检视。

几十年来，消费者已成为想像性消费和仪式交流的市场目标。这意味着在消费中某些象征性的符号形成了买卖和交易的基础。消费者不是在购买生活用品的品牌，而是通过品牌，购买某种生活方式、风格及某一团体和社会阶层的身份。坎贝尔（Campbell）说，这是幻觉消费和现代享乐主义。他认为，在传统的享乐主义中，快感是直接通过消费行为本身传达的（如食品、音乐、一件温暖的衣服等），而现代享乐主义的快感却是经由想像和基于幻觉的期望实现的。

在后现代世界，现实和身体的概念正在改变。由媒介所描述的现实不再是物理现实的反映，而是一个自足的、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世界。吉奥凡尼·瓦提摩（Giovanni Vattimo）强调指出，是交流和信息社会日益提高的互动性产生了人关于自我及自我存在于此世的意识。他认为，这产生了一个想像性的世界，而在人类的意识中，这个世界变得真实了。

在古代，人类被认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关于自我、身体和自我的有限性的知识是由文化习得并界定的。古人了解到，包裹在皮肤里的身体代表了这个词“我”。身体限定了人类同时也使他（或她）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这种观念同时还是主流文化模式。而在现实中，自从人第一次用双手拿起工具，这种关于人的概念就消解了。后人早已学会了用眼镜、自造词和媒介扩展自身。

关于身体的知识也已经改变了。由媒介而扩展的身体不再是被束缚在时空中的自我。信息技术进一步延伸了这种“前提”的自我。在当代，使用新技术装置可以产生更为虚拟且同时发生的体验。这种前提性自我的延伸也已经破坏了个体的独立性。每天都与许多人的意识交流成为可能。这样，自我和身体建构成了普遍的、全球化组织的一部分。边界和独立的知识正在改变。

沃尔克·格雷斯马克（Volker Grassmuck）在他的著作《电子肌肤》（The Electric Skin）一书中提出了“数字身体”的新概念。在信息社会，人类不仅拥有物质的身体，而且还拥有数字的身体，也就是说，在人的一生中，所有关于他（或她）的信息都被贮存在不同的文件里。问题是，这具数字的身体如何才能从物质的身体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