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从郭敬明涉嫌抄袭看文学价值尺度的丧失》。文章所处的栏目本是一个发表社评文章的位置，总是由张天蔚等嗅觉灵敏、言辞锐利的评家对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如巴以冲突、孙志刚案件、民工工资拖欠甚至萨达姆被捕之类的事情进行述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栏目里读到和文学有关的评论。看来，有了“突发事件”，文学话题也能转变为社会话题。文章的立论主要是人称“韩寒第二”的郭敬明被控抄袭“另一位女作家”庄羽的长篇小说《圈里圈外》，在论者判断郭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确与庄羽的《圈里圈外》“极其相似”、“几乎雷同”的前提下，对文学批评界对此没能给出及时有力的说法表示不解，进而发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已经丧失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界已完全失语？是不是暗示着一个惟利是图的文学时代的来临？出版商的眼里只剩下了利润，再也无须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责任？”抛开就事论事，这一连串的发问在我看来确实直指批评的要害，让对此承担责任的人汗颜。

面对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创作，批评家们真的一点作为也没有吗？我想起批评家雷达在一篇访谈里谈到的事实，在平均日产两部的长篇小说中，“每年大概有50～60部新作会有一些评论给予关注”。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以批评所处在的尴尬位置，以批评家阅读、写作需要付出的艰苦劳动，以当下长篇小说质量可以言说的空间，文学批评家有无必要和如何跟踪、评判一个接一个的“文学事件”，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挑战。不管是评家的追问还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疑虑，都在印证一个事实，当下文坛的主要动向大多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中。近些年来，长篇小说是文学界与社会可以“接轨”、“对话”的主要领域，长篇小说创作的走向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当下文坛最值得关注的对象，长篇创作同样是我们点评一个年度文学表现形态时的重中之重。那么，面对2003年一年的文坛，那些最抓人眼球的长篇小说，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小说与电影的互动之后

没有一部小说像《手机》这样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问题，它是2003年最后一个也是最响亮的一个文学事件。刘震云，这个曾经写出200万字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却让批评家不敢面对，让读者无法深入其中的作家，今天突然以直面社会“热点”现象和“热点”问题的题材，搭乘着“贺岁电影”这个不可多得的手段，让自己的小说一炮走红。像这样同名的小说与电影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并引得男女老幼竞相争看的现象，新时期以来还真的不多见。仅仅一个月，电影票房已经达到4500万元，小说单行本也已售出十几万册。在全面的市场成功面前，编导和作家总是同台出席答谢会，接受各种赞誉、颁奖、采访和宣传活动。本来，影视对文学形成冲击是大家的共识，现在，影视成全作家却成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普遍心理暗示。网络文学的潮流还未退去，以手机短信为“体裁”的“拇指文学”又甚嚣尘上。然而，刘震云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手机取代不了文学交流，而只能让电影《手机》轰动，让小说《手机》畅销。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这部小说本身的成功，而是想要说明，小说与电影的互动，不但让一个作家获得成功，而且动摇和改变了众多作家的小说观念。这种创作观念的转变，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风尚，发展到今天，渴望通过改编影视剧本而获得利益、扩大影响，已经成了许多作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的创作选择。这种创作选择的变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形态，成为我们当下小说家们创作姿态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

无论原始的出身如何，现代小说从来都是以高贵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小说在极致处不可更改、不可缩写、不可移植，一直是小说家们引以为荣的理据。现在这个观念变了。作家们对影视的好感表达不再半遮半掩，而是充满乐观和成就感地与影视界同仁一起走上领奖台，一起出席首映式。且看刘震云的表述：“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