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创作做年终总结，越来越成为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在充分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总结标准，还因为当代文学几乎成了一个没有边际的跑马场，有谁敢拍着胸脯断言自己对这个牧场上奔驰的马群了如指掌？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你对眼睛所及的景观做一些客观的描述，当然尽可能地选好“点”，并尽可能地以“点”带“面”。

就2003年度的中短篇小说而言，我在另一篇关于2003年小说印象的文章中说，这一年的小说既是繁荣的，也是平庸的。当我再一次翻检一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大致上还站得住脚——如果我们不对“平庸”这个词做太多的联想。繁荣表现在小说的数量仍然很大，有影响的小说家们都十分活跃，同时也涌现出一些起点很高的新人。而所谓平庸，当然是说这个年度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什么惊世骇俗的、久久震慑人们心灵的作品，而这样的期待似乎太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把平庸这个词换成平常更为准确。

寻找古菜花——找寻理想

谈2003年的小说最好放在时间流程中来谈。自20世纪80年代的粉碎虚幻理想的神话以来的十多年间，小说写作在写实性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写实写到极致也就遁入到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纯粹成为生活的摹本。到了21世纪初，写实已经显出走到死胡同的窘迫。2003年的小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小说出现了新的转机。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追求小说的精神内涵，而深厚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提升的力量，遏止了极端写实造成的精神陷落。

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意识到文学精神的重要性。李敬泽用超越写实来描述这种变化。郜元宝说，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在某个年代曾经那样亢奋，现在又这么低落？这和我们目前普遍的精神衰弱有一定关联。要“立人”，就要先立其人之心，让他的“内部生活”变得深邃壮大。有了这样的内心储备、主体储备，才能主动对现实做出回应。文学应该也可以在回应外界刺激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到“内心”。这个“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可以反复讨论、反复追问，甚至不怕那最后也只是一个无法说明的虚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文学。陈希我在2003的小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复追问的姿态。如他的中篇小说《我们的骨》（载《人民文学》2003年10期），他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这个物质丰富、生活殷实的年代，却一定要回忆起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是如何享受一根干瘪瘪的瓢骨的狼狈模样，他们为了寻回当年的感觉，满市场地找瓢骨买。可是他们很难找到瓢骨了，这种没有肉屑也没有油水的骨头不仅人们根本不把它当食物对待，而且更拒绝把它当商品对待。小说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叙述这对年老的夫妇偏执地寻找瓢骨的遭遇，而笔力所指则是当代物欲的生活就像失去骨骼支撑的一堆肉体。支撑我们生活的骨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精神。可是今天的人就像遗弃瓢骨一样地遗弃了我们的精神，这也许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陈希我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他要把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精神的忧思推到极致，这种推到极致的叙述甚至在考验一个读者的承受能力。我愿意把他的这种小说称作为一种观念小说，他的好几篇小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震撼。

谈到小说的精神内涵，首先应该是理想的表达。理想这个词，曾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阴影，作家们惟恐沾染在身，这缘于长年政治化所造成的对理想的虚伪和亵渎。但是，理想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不少作家目睹当下社会在物欲膨胀下所造成的精神陷落的事实深有感慨。我们的社会在否定了过去虚幻的理想之后，却未能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建立起相应的理想。一个民族如果长期处在没有明确理想的环境中就像是长年处在没有灯光照耀的黑暗世界。作家们对此逐渐有所警觉，他们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在其小说世界里点燃一盏理想之灯。这就是我们在不少小说中读到的一种理想表达。当然，文学不是给读者提供理想指南，不能要求文学家像思想家那样明确地指示当代人的理想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但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文学中的理想烛照也许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理想失落之后，紧接着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彻底世俗化，至今在人文精神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