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纷扬的花絮将春天的美丽携来的时候，温煦的风也将“非典”疫情传遍了大江南北。其不惟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带来了许多启示，中国进行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大扫除。不仅是环境的，更有观念的、意识的。随着神州五号飞船搭载着中国人千年的梦想升入太空，所有的阴霾似乎被一扫而光。

与人们的平常生活和日常心态有着密切联系的散文，比其他任何文体都更多地反映着这种社会生活的现实和人们内心世界的现实。因而，我们从2003年的散文作品中，依然看到了人生百态的折射，以及蕴涵在其中的作者们的百味情思。

疫情过后万木荣

2003年散文写作的轨迹，同社会生活的大环境是相行相应的。受“非典”的影响，文学界减少了活动，散文界也没有了什么大的动作，但一些小地域的笔会和研讨，还适当进行了一些，辽宁、云南、河南、新疆、河北、海南、湖北、北京等地都开展了有关散文方面的活动。“非典”到来的时候，作家正常的写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干扰，但更多的作家走入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余秋雨写出了《何妨闭门读书》（载《散文选刊》2003年8期），提示人们在半封闭的状态下，抓时读书，积累知识。石英有《千年疫疠反思曲》（载《散文选刊》2003年8期），借非典病毒的话题，古今纵横，左右警醒。毕淑敏更是直接上阵，以自己设例，向疫情发出一个公民的慷慨宣言（《假如我得了非典》载《北京晨报》2003年5月4日）。

这些作家不仅应对突发事件是冷静的，在散文写作上也是清醒的。从文学角度来说，这应该是散文的收获。但有一些作散文的人就不那么清醒了。高度的热情，并不是都能换取艺术的成果，更多的写作者仅是利用了这次机会。正是由于这类版面的特意拓展，一些作者盲目地释发着他们的激情与愿望，他们借“非典”之题所发的感慨，多是又回到了老旧的行文方式上。这样的东西自然算不得文学的收获。

疫情过后，万木争荣。在迎来文学巨匠巴金百岁生日之际，我们又读到了他的新作《怀念振铎》（载《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这篇文章巴金先是写出两千多字，后感体力不支，自1998年开始口述，李小林记录，1999年巴金病情危重，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此无法言语，《怀念振铎》成了未竟之作。其是将“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陈思和语）。就是这六段文字，也足以感受到巴金对于朋友的深厚情感，对人生的良多认知。几年前，巴金曾有一篇《怀念曹禺》，二者异曲同工。既是怀念，又是痛悼，真实的话语中，带有着批判的意味，这是百岁老人崇高人格的体现。我们记住了他在文中的告诫：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

“大散文”的新收获

一直被看好的“大散文”，在2003年显得有些弱势。很多擅长这方面写作的高手且在往年都有力作的季羡林、余秋雨、贾平凹、冯骥才、史铁生、卞毓方、李存葆、周涛、雷达、詹克明等，2003年都无什么大的动静。这不能完全归为“非典”带来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他们有的在进行着其他的工作，或做着更大的文章。当然，我们还是看到了其他作家的重要收获。这些收获无不是从人文、历史、世事等角度挖掘，向人们展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样的作品很多，这里只能举要略述。

风流与流浪伴随了一个女子一生，风流是她的诗词，她的文采；流浪是她的身世，她的时代。梁衡的《乱世中的美神》（载《十月》2003年3期），将李清照重新点画，让一个远去的文弱女子再放异彩。梁衡还有一篇写石头的长文，同样文采飞扬，厚重耐读（《人与石头的厮磨》载《中国作家》2003年12期）；荣誉同地位紧密相连着，多少年来，人们追寻着荣誉的桂冠，以求得这荣誉所带来的显赫光环。林非的《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载《海燕·都市美文》2003年1期），却举出了一个另类例子，让我们看到另一种辉光，这种辉光不仅仅是萨特一人所映照的。曾经风云一时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族精神何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何如，朱增泉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载《美文》2003年4期），由表及里地做了解说，文章纵横执缰，洒脱自然，有史家之风；金字塔已成为一个多元的谜，被人们所探寻、所向往。杨牧之的《在金字塔下》（载《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