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与社会生活，与现实人生，都有着一种天然而内在的联系。但题材的广泛，天地的宽阔，并不能保证纪实文学的写作就一定丰富，就一定厚重；作品质量的高下，在根本上还在于写作者以什么样的胸怀和眼光对于所占有的素材的择取与浸润，以及所葆有的艺术素养与表现能力。2003年的纪实文学，虽然整体上仍显平实乃至平常，但却各有一些出手不凡的力作，支撑起了纪实文学主要的格局与应有的分量。

就报告文学来说，自它产生那天起，总是随时代发展、社会生活的脉动而起落。因其处大众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生存位置所致，它与时事政治、国民状态的关系较之其他文学品类就显得格外密切。2003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秋，好事坏事均是轰轰烈烈。本应是报告文学大显身手之时，然时非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施展空间已在开放的时代环境和多样媒体的空前膨胀中显出局促和窘迫，快节奏、多选择的信息接受方式让报告文学作品的读者渐趋失去耐心，也就使报告文学的创作露出了力不从心的疲惫。尽管如此，一批有信念、有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依然在留给他们的有限空间里努力坚守，不惜付出成倍的艰辛，在2003年收获了闪光的成果。

大事件的大观照

2003年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异常热闹的世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全世界的瞩目中走上大国政治舞台；三峡大坝蓄水发电，标志着当今天下第一工程成功在即；令全球战栗的SARS灾难，扎扎实实考验了中华民族一把；美伊战争，萨达姆政权倒台，搅起了2003年最大的一锅沸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遨游太空，为华夏儿女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凡此种种，无不令报告文学界跃跃欲试。而他们同时面对的，又是高度发达的媒体集群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面对的是与事件并步而行的新闻传播速度；面对的是受众对信息接受的高度饱和。这多少令报告文学作家在涉足这些炙手可热的题材时显出了犹疑和焦躁。突发事件的时效性、读者阅读的耐受力、跟风凑热闹抑或沉下心来独立思考，诸因素都可能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两难抉择，也许就是造成2003年报告文学没有出现大面积丰收的主要原因。

围绕2003年的大事、焦点，作品不多，但亦有可说可点。

许是未雨绸缪的关系，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在2003年得以比较整齐的推出：这其中的长篇如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何建明《国家行动》、王霞的《人间伟力》，《报告文学》杂志集中刊发的三峡中短篇专题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因做了长期的跟踪采访，准备充分，使这批作品总体上较为全面、扎实，基本上表现出三峡工程建设者方方面面的风貌，为三峡工程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何建明的《国家行动》，作者选择了三峡工程建设中最为艰难、最为复杂也最为关键的分支——库区移民作为作品的主题，始终以故土难离这一古老的人文理念与国家大业的冲突为支点，着力描绘库区人民与土地、家园的千百年绵延的生命连接，表达了这种连接一朝要割断所产生的震荡和痛楚。以深入的人文关怀的叙写，映衬了库区百姓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的抉择之悲壮、之伟大。因作者对题材的切入角度和处理两难结构的准确把握，《国家行动》在文学的层面上达成了与报告的和谐。

2003年春夏，带给全世界莫大恐惧的SARS灾难，在中国尤为演绎得惊心动魄。不仅是因为中国是重灾区；也不仅是因为在最初的慌乱和惊恐后，全国上下统一步调，在很短的时间内，战胜灾害，度过危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SARS灾难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花许多时间去思考的命题：突发灾难与一个现代国家的应对机制的关系；国家利益与百姓大众利益的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权利与政府机构权利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心向背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整体民族的素质与每个个人思维行为的关系，等等。伴随着SARS斗争的深入和胜利，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徐南铁的《“非典”的非典报告》、广东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守护生命》、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全国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人间四月》、徐刚的《国难》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报告了SARS病魔带给人类的痛苦、恐惧以及死亡的威胁；报告了中国人民在新一代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