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戏剧生产日趋活跃。一方面，政府日渐关注话剧这样一种具有“社会论坛”性质的艺术形式，以“国家戏剧精品工程”等方式，支持着包括话剧在内的各类戏剧的生产；另一方面，民间资本虽然在数量上难以与国家资本一比高下，但它以更为灵活的制作方式，为2003年的戏剧市场输送了大量的新鲜剧目。但是，在戏剧市场日渐活跃的氛围中，戏剧的生态面貌仍然呈现出极度不平衡。一方面，民间资本易流于追逐市场的短期效益，尤其是在商业戏剧的制作上，往往看重短期的经济利润，忽略了更为长远的戏剧建设；另一方面，国家资本因其具有充沛的资金，保证了戏剧制作的精雕细刻，却也往往忽略市场的开拓，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繁荣戏剧创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补偏救弊，为正在形成中的戏剧市场提供新的支点，注入健康力量。惟其如此，戏剧或有可能完成其民族化、当代化的历史任务，开创出既具有新鲜美学样式又极具现实关怀能力的艺术新局面。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戏剧生产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陡然间加快。3月，李长春在吉林讲话，提出了“三个一切”。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戏剧领域，最明显的动作就是年底开始筹划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改制。很快，转过年的1月16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改制，成立由北京青年报控股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1]。2月6日，李长春来到北京儿艺调研，称其具有“示范”作用。

看上去，这一场体制改革来势迅猛。其实，任何改革都不会只有单纯的外力作用。就戏剧领域来说，“股份制”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实行股份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戏剧的生产适合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步骤，从而达到发展戏剧艺术的最终目的。从实际操作领域看，虽然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因为它生产周期长，可复制性差等不便利于市场操作的因素，一直并没有引起大的投资热潮，也没有像电影、电视等迅速进入完善的市场操作程序，但戏剧的制作与生产早就突破了僵化的院团体制，在民间资本的刺激下活跃着。以北京地区为例，尽管这里有北京人艺与国家话剧院两个在全国最为重要的戏剧生产院团，但从戏剧的生产制作上看，这两个院团生产的戏，已经远远少于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而生产出的戏剧。

我们可以分析2003年北京地区戏剧的资金来源。以正式演出（即商业售票）为标准，2003年，在北京地区的戏剧演出中，北京人艺有6部，国家话剧院有5部^[2]，其他国家院团制作的戏有：广州话剧团1部，空政话剧团1部，煤矿文工团1部，丹东话剧团1部。而民间资本投入制作的戏剧有19部^[3]。从资金来源上看，民间制作的戏剧，已经远远多于院团。

民间资本投入戏剧演出，之所以能超过国家院团投资，这也不是偶然的。从1993年谭璐璐制作《阳台》算起，民间资本以制作人负责制的方式投入戏剧生产，到2003年，也已经有了10年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以2003年民间制作的在北京演出的戏剧为依据，分析一下它的特点。

首先，民间制作的戏剧主要以小成本的戏剧制作为主。在这19部戏剧中，14部是在小剧场演出的，只有5部是在大剧场演出。小剧场的戏剧因为剧场的租金少，运作的周期短，舞美的费用也相对较少，使得小剧场的成本比较低。这些戏剧的成本多数在10万元以下。

民间资本最初的投资方向，多是这种成本低的小剧场戏剧。这部分的投资者，多数是出于个人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在他们当中，许多创作者就是投资者，比如《天上人间》、《明天我们空中再见》，等等；即使投资者不是主要创作者，也或多或少跟创作者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这一类型的投资，对投资者来说，一般并不奢求多高的回报，收回成本就应该让人满意；如果略有盈余，那就是锦上添花。

这一类型的戏剧，在制作方式上多是与剧场联合。目前，在北京比较活跃的小剧场人艺小剧场与北兵马司剧场也经常是这些戏剧的制作单位。剧场介入的原因，一是保证了剧场的演出场次，保证剧场的正常运转；一是为戏剧在生产阶段节约成本：这是因为，剧场作为制作单位，剧场的场租就不需要先行支付，而是从票房里提成；另外，剧场作为演出的制作单位，还有一个好处是剧场具有相当强的动力，发挥剧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