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虽然同往常一样，看来异常丰繁，乃至纷乱，但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几个大的领域，都有一些惹人眼目的“点”凸现出来，这些“点”不仅饶有新意，而且切合着当下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现状，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理论批评的总体情形来看，在文艺学的“现代性转型”、“生态文艺学”、“文学叙事的变异”以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理论领域中有关“想像”问题的研思，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转向”与“想像”问题

在文学理论领域里，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显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总是跟在西方文论家的脚步后头亦步亦趋，或者诠释、阐发西方文论的潮流与观点，或者套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表述自己的理论随想。文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理论界之外的人们有看法，理论界之内的人士也有感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2003年中有一些走出这种理论定势的努力与倾向，就特别地令人欣喜。比如，在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之中出现的有关“文化转向”的思考，就因密切联系中国现实的角度，表现出务实求新的趋向。在这一方面，金元浦的《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6期）一文颇值得关注。这篇文章从文艺学要关注问题的问题入手，从论说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转移到“文化”的转向，使“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文学本身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要求文学必须改变旧有的视野，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他并且认为，“文学将在变革、拓展和深入研究中，逐步重建本身新的学科界域，学科特性或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的各种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如果说金元浦的文章还侧重在理论务虚的话，那么，陶东风等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论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6期），则把这种文艺学转向的问题更多地落到了实处。陶东风等人虽然在讨论问题的开始依然以费瑟斯通、沃尔夫冈·韦尔施等西方文论家的理论观点为依据，但所关注的现实却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已经呈现出其审美表现，这表现为“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审美消费的形成”以及“媒介与审美的联结”，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是对文艺学、美学的挑战，同时也是为文艺学、美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样面对现状的理论思考，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它切中文艺理论长期以来因疏离现实而不断滞后的症结所在，表现出面对新的文学文化现实进行突围和创新的理论的自省与自觉。

文学理论领域里另外一个饶有新意的话题，是有关“文学想像”问题的探讨。“想像”本属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本身即是想像的产物。但毋庸讳言，在文学创作的当下现实，“想像”的因素正在弱化和淡化，“纪实”的成分正在强化和泛化，而且似乎从小说到影视，从创作到阅读，都形成了某种整体性的时尚化的“纪实”潮流。而在这背后，则是社会生活的注重实利的趋向，已不断地向文学、文化领域渗透，使得相当多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在内），不再认真关注文学想像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有关“想像”问题的理论思考，密切联系了当下的创作实际，是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话题。在这个话题方面，周冰心的一篇《当下文学的虚构危机》（《文艺报》2003年8月19日），对于中国文学“想像的缺失”的种种描述，基本上指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他认为，“一方面文学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