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90年代之后，文坛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所致，日渐表现出个体追求的个人化与整体格局的多元化。这使得文坛在创作与批评之外，由种种事件和论争构成的“事象”渐渐多了起来；因而，要真正了解文坛，像过去那样只关注创作与批评本身，已远远不够了。

2003年的文坛，各种事件和论争频仍不断，这些事件和论争有大有小，大的可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瞩目，小的则只有文学圈子内少数人介入与关注。但这些或形成“焦点”，或构成“热点”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和论争，作为当下文坛不同观点与不同看法的显现与碰撞，在让人看来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却也折射着文坛的现状的热闹异常和趋向的活泼不羁。

从具有一定的文学内涵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角度来看，2003年诸多的文坛事件和文学论争中，一些重量级作家纷纷退出作家协会、一夜成名的“木子美现象”和小说《沙家浜》引起争议等，更为突出和显眼；而这些事件的出现和论争的展开，不仅本身有着值得玩味的一定内涵，背后还联结着文学在现阶段与社会文化生活互动的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发生在文学领域里的事件和论争，已不纯属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作家炒作协”为人关注

“作家炒作协”是媒体对作协会员相继退会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已是作协会员的作家退出“作协”，作为一种个别现象，以前就有，并不足怪。另外，《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也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本会会员、团体会员有退会自由。”但在2003年间，连续发生多起地方作协会员和中国作协会员主动退出地方“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事件，甚至一些重量级的著名作家郑重宣布既退出“中国作协”，又辞去地方“作协”所任职务，并就此发表对“作协”这种现行文学体制的看法，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却不能不在文坛内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在7月间，湖南省作家协会两名会员、评论家余开伟、作家黄鹤逸先后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湖南文艺评论家余开伟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谈到退出省作家协会原因时表示：“退出是为了尊严。”“两年前我就想退出，省作协已失去了其‘团结作家、繁荣创作’的职能，我非常失望。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就连最起码的召开作代会，换届选举这样的工作都不能进行，自己的刊物《湖南文学》也保不住，我以这次退出作为我个人对现状无言的抗议，希望能起到促进作协改进的作用。”在12月份，余开伟又在《作品与争鸣》杂志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宣布进而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公开信”中指出：“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确实已经僵化、过时和落后，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各省协会已经官僚化、衙门化、庸俗化，不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省级协会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和下属协会一样在发展会员工作上不断降低应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致使许多文化界的假冒伪劣之辈混入中国作协，造成组织不纯，严重影响作协的声誉。中国作协对下属有的省级协会问题成堆、腐败严重的现象缺乏严肃有力的监督，反而进行无原则的庇护。”

稍后，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向上海市作协递交了一份700字的《声明》，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夏商称，“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他说，“从现在的会员名单来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上谈不上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作家两个字的含金量在这里已经大打折扣。”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江苏作协会员、诗人陈锡民也宣布从即日起退出江苏作家协会。

10月10日，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和退会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实力派作家张石山。张石山在《弃裱褙书》的公开信里表示，“辞去山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