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将把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及全民族的健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一。在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推进卫生改革与发展之际，突然暴发的“非典”疫情，又从反面促使我们站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对卫生与健康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 健康与经济相伴

何谓健康？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学科技进步，“健康”概念正在不断深化和扩展：健康已不仅是减少疾病和虚弱，而且包括良好的精神和社会适应状态；健康素质的全面提升，不仅是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而且是“健康生命年”的增加。因而国际社会与广大民众都越来越认识到，健康与教育一样，是使人类生命体现价值的基本潜能之一，是人类智力、体力和情感发育能力的基础，进而认识到健康与经济的关系，即健康是劳动生产力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之一。

增进健康可以带来经济收益。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全球低收入国家推行一项针对传染病和营养缺乏症的“基本干预措施”，每年约可救治800万个生命。其主导思想在于：如果一些人在青年或中年死亡，就会造成若干个“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同样，一些人虽然生命状态同健康者相比，也要大打折扣，如果通过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手段对这种状态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整，社会和个人就会挽回若干个“生命年”，经济学家称之为“失能调整生命年”。经测算，预防800万人死亡可获得3.3亿个“失能调整生命年”。健康的生命是创造劳动价值的源泉。而每一个“失能调整生命年”在2015年可平均获得年收入563美元，获得3.3亿个“失能调整生命年”的直接经济收益将达到每年1860亿美元。因增进健康而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计算在内。

健康缺失可以阻碍经济增长。“非典”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有目共睹，自不待言。这里再举两个例子。据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占总人口的10%，慢性乙肝病人约1300万，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肝硬化和肝癌。2001年肝炎发病人数为80.87万人，占传染病患者总数的34.5%，居中国法定传染病第一位。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肝病患者每年造成直接费用损失260多亿元。如果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71.4岁计算，乙肝新发病例会带来425.5万“失能调整生命年”的损失高达321亿元。再以艾滋病为例。近些年来，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2年上半年，累计已达100万人，其中病人数累计达20万人以上。另据初步统计，2002年上半年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6.7%。就其感染率而言，中国目前尚处于低流行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中国将超过1000万人，防治形势十分严峻，经济损失数额巨大。

健康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向国际社会阐述健康与贫困的关系：“沉重的疾病负担已经成为许多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疾病负担是由传染性疾病、妇女儿童的疾病等可以预防或可以有效防治的疾病造成的，而且这些疾病对于贫困人口等脆弱人群影响更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

所以，加强预防，减少发病，增加国民的“健康生命年”，避免因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良好的居民健康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和全面发展的关键投入。良好的健康由何而来？从卫生保健的角度来说，来自于完善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对这一体系的适量的人、财、物资的投入。健康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已经被国际社会和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所证明，但时常又会被漠视、被疏忽。“非典”事件使我们警醒。

二 卫生总费用的不良结构亟待调整

国际上一般通过对卫生总费用的核算与分析来评价卫生投入的总量、构成及其效果，并以此作为制定卫生政策与发展规划的基础。所谓卫生总费用，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卫生资源消耗的货币表现。中国卫生总费用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为110亿元，1990年增长为743亿元，2000年增